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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动所得到的酬报，决不是《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所得到的酬报所能比拟的了。“狂人”虽在日记上写着要被吃，但始终没有被吃；“疯子”虽然被建议“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但始终没有被打死。《药》的主人翁瑜儿所得到的酬报真是厚重的：
一，被认为“疯子”，这与《狂人日记》及《长明灯》的主人翁是一样的。
二，被禁闭。这与那两个主人翁也是一样的。
三，被打。这却比那两个主人翁所得到的厚重得多了。康大叔叙述瑜儿被狱卒所打的一段故事道：“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听完这一段后，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的了。”
四，被杀。这是两个主人翁所恐惧而始终未实现的，瑜儿却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得到这个，以为“疯子”所应得到的酬报也尽够了，万不料还没有够，竟要加上第五项！
五，被吃。《狂人日记》里说了许多次“吃人”，但始终没有吃到“狂人”头上来，瑜儿却不折不扣的被吃了。
鲁迅先生用了上列的五项来说明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所身受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谁给他的呢？他们正是和他同国家同民族而且和他无仇无怨的大多数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苦难给他呢？因为他们愚蠢，他们受旧礼教的重压，年深月久，积非成是，生活得服服贴贴，根本不知道解放为何物，也根本不承认解放的可能，自然根本没有梦想到天下竟有人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为谋大多数人的解放而革命的事了。他们虽然和他无仇无怨，但是他竟要动摇他们服服贴贴的生活，他们于是要以上列五项办法对付他。
在表面上看，鲁迅先生用尽力是描写革命者的苦难，以反映大多数人们的愚蠢，伟大的同情似乎专注在革命者一方面。但是实际上，作者对于大多数受旧礼教重压的人们，只是客观地描写他们的愚蠢，并没有从心底里发出愤怒，憎恶，疾恨的情感。反之，他的伟大的同情，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减少了分享的权利，也就是说，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贬损了他的同情的伟大。
二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容有如上述。伟大的同情是骨干；除了伟大的同情，也可以说是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次要的内容。
这样朴质，沉重，严肃的内容，如果没有浓郁的、优美的、隽妙的诗意来衬托，那么他的文章，简直成了经典，语录，或者宣传品了。它那崇高的文艺价值与地位还是靠着“浓郁的诗意”助成的。我们现在来举几个“浓郁的诗意”的例子。
在《长明灯》那样严肃的空气里，作者居然用上了一段乡间小孩猜谜的插曲。这谜的本身便有浓厚的诗意与画意：
“白蓬船，红划楫，
摇到对岸歇一歇。
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第一句是两种强烈对比色彩的描写，第二句是一种舒徐容与动象的描写，第三句是味觉之美，第四句是听觉之美，合为一首优雅美妙的短诗。但这短诗是有谜底的，我们看那几个男女小孩猜谜时的对话：
“那是什么呢：‘红划楫’的。”
“我说出来罢，那是……”
“慢一慢！我猜着了：航船。”
“哈，航船？航船是摇橹的。他会唱戏文么？你们猜不着。我说出来罢……”
“慢一慢”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3）
“哼，你猜不着。我说出来罢，那是：鹅。”
小孩们正在这样猜谜的时候，“疯子”关在庙里却大嚷着“我放火！”
小孩们临走的时候把“放火”，“白蓬船”，“吹熄长明灯”这几个观念连在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蓬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戏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与吉光屯的乡村社会，色彩情调非常配合，又衬托着那样严重的“吹熄长明灯”的一件革命行为，这一个谜的诗意更为浓郁了。
我们再看《药》的第四节就是最后一节的描写。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接下去又说：“我的小说和艺术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照作者的意思，花环是“平空添上”的。不为花环，是不是需要叙述扫墓呢？如果不需要□□□□□□□□是不是没有需要了呢？如果连墓地都不需要，那么第四节不是也成了“平空添上”的文字了吗？
鲁迅先生当年思想中的悲观成分，那是很自然的；民国初元一次一次的革命都失败了，眼前常常涌现的是一群革命死友的嘴脸，而腐旧的势力一天一天的继长增高，大有压倒一切革命萌芽的趋势；这不能不使作者感觉着甚至革命者坟上的一个花环也无非空幻，加了上去是不合于事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再多谈。至于加上了花环，是不是增远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的距离，我想鲁迅先生原意一定如此。不过作者的手腕实在高明，本不应该有的篇章加了上去不但天衣无缝，倒反而增加了浓郁的诗意。
浓郁的诗意第一由于对称的美丽。第四节开头的描写便是一段对称的背景：“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家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这一幕凄凉荒寞的背景，以一条小路为界，两边完全是对称的；在这对称的背景上，准备安下两组对称的人物去，两生两死，两母两子，与背景上的凄凉荒寞十分相应。
作者描写华家的一组：“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这是在小路的右边。
作者又描写小路的左边，夏家那一组：“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惭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这两段文字，虽然完全对称，写来一点也不重复。以下一段便是两组人物的动作：“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原载《星岛周报·文学研究》卷七，1951年12月27日，1952年1月3日。原文刊载时，末尾有“待续”二字，文前有如下内容：
［编者按］这是孙伏园先生全面论述鲁迅小说的一篇文章，长一万二千余字，原拟交刘以鬯、姚雪垠计划出版的《小说杂志》发表。1948年秋，刘以鬯主持的怀正出版社因通货膨胀而倒闭，该社酝酿中的《小说杂志》随之流产。1951年，刘以鬯任香港《星岛周报》编辑，由于佳作难求，便将此文刊于该报，并亲拟了按语。但不知又因何故，此文未能刊完，因而未能引起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
香港中文大学小思女士应本刊请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篇发表于四十年前的文章，交本刊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星岛周报编者按语］这是孙伏园先生三年前应上海《小说杂志》之请写的特稿，见解深邃，分析精辟，实为近年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作品。《小说杂志》当年因登记问题未能发刊，因此，伏老的这篇好文章也一直就没有得到一夕发表的机会。本刊同人兹商得该杂志负责人同意，将此稿移交“星周”发表，俾便爱护“星周”的读友能够早日读到这篇难得的佳构。伏老与鲁迅是多年老友，《阿Q正传》即在伏老所编之副刊发表，以伏老之才来论鲁迅的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五四运动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1）
孙伏园
一
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一九二四（民国十三）年一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有一篇我的小文，题名“关于鲁迅先生”，承林辰先生抄寄给我，其中有一节讨论到《狂人日记》。文中这样说：
“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