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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举出唐代诗人的姓名来，至多不过几十人。计有功的时候也已经如此，他在自序中说：“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那末一千一百五十家实在是丰富了。但《唐诗纪事》的篇幅并不大，容易得到的四部丛刊本也才十六册。
《唐才子传》和《唐摭言》的篇幅更小了，一般的单行本都只有两册。《唐才子传》是元朝的西域人辛文房所作。辛文房，字良史，能作诗，作品流传下来的却只《元文类》中的一篇《苏小小歌》。但《唐才子传》的文笔很漂亮，四库提要说它还胜过《唐诗纪事》。
《唐才子传》的搜集虽也丰富，共载诗人三百九十七人，但特别注重诗才，不重功业。四库提要说它：“其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只撮其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纪事为主也。”
《唐才子传》曾经长期湮没，明朝初年编《永乐大典》的时候，在“传”字韵内还录载全书；杨士奇的文集内也还有《唐才子传跋》。以后就一直不见了。清朝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录载全书的“传”字韵的《永乐大典》也已失传了，所以只好从各韵中零碎搜释起来，只搜得了二百八十七人。直到海上交通发达，才从日本访得全本。鲁迅先生说“今有木活字单行本”，我还没有见到；我所见到的遵义黎庶昌藏本的影印本也不算难得。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2）
《唐摭言》也简称《摭言》，以别于南唐何晦所作得名的《唐摭言》，但何晦的一部已经失传，现在无论称《摭言》或《唐摭言》都只指五代王定保（八七到九五四以后）的一部了。
鲁迅先生在《唐摭言》下注“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这一句包括了《唐摭言》的全部内容。四库提要也说：“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观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浮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
作者王定保是唐光化三年（九年）进士。六年以后，唐就亡了。《唐摭言》成于后周显德年间（九五四到九五九），显德元年王定保八十五岁，所以是他暮年的作品了。
《唐摭言》是笔记体，并笔记一百零三条，大约长者一二百字，短者仅数十字。配合着《唐才子传》和《唐诗纪事》三部书一起读，唐代诗人的著作的和政治的生活大体可以了然了。
其次是两部总集：一部文集是下接《全唐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部诗集是下接《全唐诗》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鲁迅先生所开书目稿上都有“隋文”和“隋诗”，这是事实：两部总集中，一部有《全隋文》，一部有《全隋诗》。但书名上都没有载明。其实这两部大书，都应该用全名，不应该怕冗长，然在口头上则不妨只说简称，像鲁迅先生书目稿上那样，一部称《全上古……隋文》，一部称《全汉……隋诗》，这样才妥当。
严可均的《全上古……文》刻成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丁巳），至今不满五十年，丁福保的《全汉……诗》是排印本，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两书都可以说是现代的著作。
《全上古……文》里有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六十卷，全三国文七十五卷，全晋文一百六十七卷，全宋文六十四卷，全齐文二十六卷，全梁文七十四卷，全陈文十八卷，全后魏文六十卷，全北齐文十卷，全后周文二十四卷，全隋文三十六卷，先唐文一卷，共十五集，作者三千四百九十六人。严可均在“总叙”上说：“唐已前文，咸萃于此”。
《全汉……诗》里有全汉诗五卷，全三国诗六卷，全晋诗八卷，全宋诗五卷，全齐诗四卷，全梁诗十四卷，全陈诗四卷，全北魏诗一卷，全北齐诗一卷，全北周诗二卷，全隋诗四卷，共五十四卷，作者八百余人。丁福保却在“绪言”上说：“不敢以为自汉至隋之诗，尽在于是；亦不敢自诩一无纰缪，而以为定本。”
其次是我们谈一谈两部工具书：一部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是《历代名人年谱》。
鲁迅先生大约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篇幅太长了，所以取了《简明目录》。本来简明目录编辑的意思就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别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这是清朝的皇帝弘历（乾隆）的话，但后来四库全书处的人又于“某书若干卷、某朝某人撰”之下，每部也加了三五句简单的评语。所以鲁迅先生说：“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句话真是扼要极了。因为这种评语完全以帝王的利害为标准，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点。
《历代名人年谱》也是一部工具书，但也可当作大事纪看。鲁迅先生已经说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封建时代的“大事”是和帝王的利害分不开的，这种大事由人民的立场看来，有的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有的是利害完全相反的大事，我们决不可受骗。
《历代名人年谱》是表格式的，表格共分四栏：第一格是干支（甲子、乙丑等等），第二格是纪年（帝王的年号等），第三格是时事（鲁迅先生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的），第四格是生卒（名人的生和死）。全书共十卷，从汉高祖（刘邦）元年丁未（公元前二六）开始，到清道光（旻宁）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为止，一共有两千零四十九年的记载。
作为一种工具书看，这两部书写成在一百年以前，实在早该有更好的书来代替了。如果以为这两种体裁可用，那末我们应该照着它们的体裁，编一部《较好的书籍的批评》，一部《表格式的年谱》，都完全用人民的观点，供给现代研究者的应用。在没有编成以前，这两部书，只要照着鲁迅先生的提示，随时注意，勉强翻阅也还可以。
其次便是《世说》系统的两部书。书目中第八部《世说新语》和第十二部《今世说》，可以说是这一个系统里的一头一尾。鲁迅先生在《世说新语》下注“晋人清谈之状”，在《今世说》下注“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两句话。这两句话概括了两部书的内容。
《世说新语》是鲁迅先生自己喜爱的书籍之一。《鲁迅日记》第一册“壬子（一九一二年）日记”中的七月三日有这样一条记载：“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世说新语一部四册，二元八角，尚不十分利弊，惜纸劣耳。”所谓《明袁氏本》者，是明朝的袁依照宋朝的陆游刻本翻刻的，也就是世间所存《世说新语》详略两种本子中的译本。这时（一九一二年）鲁迅先生一定已经有了王世贞所刊的略本，甚至早已有了好几种本子。
《世说新语》属于小说类。明朝的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里把小说分为六大类，第三类为“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略》［4］，替《世说新语》立了一个专篇，第七篇题曰“世说新语与其前后”。所谓“前”，约有两种，一种是裴启的“语林”，一种是郭澄之的“郭子”，现在都已亡了，但从别处所引遗文中，可以看出体裁和《世说新语》差不多。所谓“后”，则自刘孝标《续世说》直到近代：唐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焦竑《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二十一史识余》，郑仲夔《清言》等，清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章抚功《汉世说》，李清《女世说》，颜从蒿《僧世说》，王晫《今世说》等。
鲁迅先生在这一系列的《世说》中，取了《世说新语》和《今世说》两种，把这一系列都代表了。《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是以“征引浩博”著称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孝标作注，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
这两种篇幅都小，世说新语大抵四册，今世说仅两册，内容都富有趣味，隽永的文笔又可给我们写作的帮助，所以值得细读。
除了上面的四组共九部以外，还有三种是独立的著作：《论衡》、《抱朴子外篇》和《少室山房笔丛》。
《论衡》是汉朝的王充所作，是一部富有革命性的书籍。他在《自纪篇》里说：“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这四句话可以说是《论衡》八十五篇的总内容。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3）
所谓“考论实虚”，是凡他认为“虚”的事物，都反复论辩，加以攻击。八十五篇中，攻虚的就有九篇，如书虚篇、变虚篇、异虚篇、感虚篇、福虚篇、礼虚篇、龙虚篇、雷虚篇、道虚篇。
其余篇名上不带“虚”字的各篇，他的著作态度和论辩精神都相同，对于他所认为“多所不安”的“世书俗说”，就其“实虚”，加以“考论”。著名的如《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其中问孔、刺孟二篇，在封建帝王利用孔孟奴役人民的时代，是触犯忌讳的，所以四库提要批评他说：“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