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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月2月1日于北京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丁龙嘉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
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的数字。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革”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1977年，有2。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收入74。67元；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公斤；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无有不受到严厉惩处的。
人民公社“左”的体制的冰封，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的。这个突破过程，实际上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二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实行包产到组。三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一是在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0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
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又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如《农村六条》这样文件的颁发，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它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
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为了保障秋播秋种，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借地渡荒”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1月lO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一”，既不利于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生产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易导致利用职权、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妨碍生产的发展。并针对弊端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离。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五是在肯定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万里在这些会议上专门阐述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道理。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六是在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0月，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1980年1月9日，万里在接见农业经济管理学学者杨勋时说：“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播到全中国、统一全中国。”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1980年2月万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支持下，排除怀疑和非议，历经艰难和曲折，把包产、包干到户推向了全国。1982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自此，包产、包干到户在党的文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民边干边选择，干部边看边后退，到1983年时，包产、包干到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95％。这时，理论、学术界经过反复调查、讨论、研究，将包产、包干到户概括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历史的进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过程。尽管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生活是一步步否定了人民公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农村设立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全国有6。1766万个乡镇人民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92。6439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长达27年的人民公社完全退出了中国农村社会舞台。1992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议修改宪法中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现行宪法还有‘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当删去。”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公布实施。从这时起，包产、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法律地位。万里把人民公社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还主持了从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人们评价说，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
1978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30477万吨。到1984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40731万吨，人均占有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倡导、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改革，主张走市场经济之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但如果只从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