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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背着那口袋小麦偷偷地还给了那家地主。孙大午成人后曾就此事问过他妈，明理的老太太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2002年10月里，爱琢磨事的孙大午把周围村庄里还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和一些老贫农、老长工请到他的大午庄园，让这些耄耋老人说说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坊间有一本《毛泽东自传》，说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毛家的长工们都有咸鱼片和鸡蛋吃，而毛和他的几个弟弟只能干看着，馋得直流口水。“仓廪实而知礼仪”。此书若真，看来少年毛泽东的家仓廪还不太实，小主人们长年难得荤腥，成人后礼和仪也就不大晓得了。而现在仓廪实的孙大午却对若干为富人制定的“礼仪”大不敬，维护“礼仪”的专政制度当然也就不见容于他这个反叛者了。这是5年前“孙大午案”的死结。
五、结语
2003年的“孙大午案”，一度曾使得风风火火、热气腾腾的大午集团当年亏损580万元。大午集团从1985年到2003年，年年盈利，2002年的利润是980万元。好在孙大午没有被这场无妄之灾打垮，2003年11月1日他出狱后至今，精神状态不减。他把自己、家人和大午集团干部、职工蒙受的耻辱强咽下去，用这5年的实绩，延续着企业的辉煌。近2000名职工的队伍不散，3000名师生的学校不垮，死心塌地地跟着孙大午“蒙着被子跳井”，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信任。孙大午被关在徐水县看守所里的时候，徐水县抽调了40多人组成工作组，带着一支500人的防暴队，进驻、接管大午集团各公司，号召农民配合工作组揭发、检举孙大午的违法行径。大午集团的财务部门首当其冲被查封，保险柜里的300万元现金和图章、账本被抄走。可是农民却不吃这一套，仍然源源不断地把玉米送到饲料公司的场院上。工作组成天用大喇叭向村民播讲宽严政策，宣扬孙大午“非法集资”的罪行，并威胁说：你们如果还坚持说是自愿把钱借给孙大午的，那这钱就不还了！还刑事拘留了张庆余等三位竟敢为孙大午说话的大午集团员工。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冯庄村民王瑞英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政协报》记者说：“我借给了大午公司20万，人家打了借条还犯法吗？等大午出来，我有钱还借给他，这回还不打借条了，口头协议，还犯法吗？”
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我曾听郭宝昌讲过他家先人曾一度卖房子卖地，甚至砸锅卖铁来应对误信谣言的挤兑风潮，后来他把这段家族史写进了他的《大宅门》。
大午集团现有土地3000亩，大部分是用“租借”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流转而来。大午集团食品公司经理刘宝坤，他家有15亩责任田，位于大午中学北边。他把地租给大午集团，地租是每年按亩产600斤小麦和700斤玉米计，年底照时价付。刘宝坤在公司上班挣工资和奖金，他的15亩地不用再流一滴汗，也不怕旱涝虫灾，每年坐收租子就是了。孙大午用这样的办法，和众多“小地主”们互惠互利、相安无事10多年了。孙大午说，只要现在的国家土地政策不变，我与村民的租地协议也不动。依我陋见，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毛病和说道的，今后如有可能，我再另文讲它。
“孙大午案”，先以“非法集资”立案，后也以此结案。任何新生事物，在它刚露头的时候，大都会与时人的惯常认知和现行制度相冲突。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组成以后的28年里，因其宗旨不与世合，不也是被国民党定为非法，并以武力围剿的吗？30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勇士”冒死按手印的壮举，对抗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制度经济学中有“交易先于制度”一说，法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任何法律永远落后于社会实践”。5年前徐水县当局秉承上意对“孙大午案”的宣判，如果没有案件以外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诱因，现在改判，正当其时，借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坡下驴，体面又风光。
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多次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反省、道歉并给予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经济赔偿；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在波兰向二战时受迫害的犹太人“高贵的一跪”；美国政府也对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人公开道歉；罗马教廷对600年前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予以纠正；英国圣公会今年8月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初的驳斥错了。这些公开悔过者，与“从不下罪己诏”的人比较起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孰荣孰耻，泾渭分明。希望“孙大午案”早日有个公正的了断；奢望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冤案不要继续“淡化”下去了。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李海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
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毛泽东的批示可能康生当天就从电话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办印厂印刷，再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是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虽然毛泽东对张恩慈的报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