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碛桑泊永疵徽业焦俜降慕馐汀Ｖ皇蔷荽�1978年一次几个部委联席会讨论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时，听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指示，大意说“反右派斗争不搞甄别平反”云云；又据传，邓小平针对这一“两个凡是”的主张，没有正面顶撞，而迂回说，不是平反，是改正错误结论，于是，所有被认为属于“错划”的前“右派分子”之得到“改正”，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时的灵活策略，这样，把“改正错误结论”作为对几十万人的“个案处理”，从而避免在整体上把反右派斗争称为“冤假错案”，也完全符合邓小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一基本立场。
因为当年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错划”，现在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改正”，虽为数达几十万起，但终究都是个案，不涉及对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一人一案，要么是冤案，要么是假案，要么是错案，不可能同时是“冤假错案”。所以行文时，不但不必提到当时笼罩了几十万人命运的反右派斗争，并且，也不必提到“几十万人的冤假错案得到了改正”。一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何等的简练！
不愧是法学教授的手笔，应该是受过书写法律文书的训练的！
这篇文章不是法律文书，但文章陈述的事实属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我们中国，政治书写的严重性更往往甚于法律书写的严重性！
我这些年来，“大而化之”，没有特别留心各级各类文件中有关“右派‘改正”’都是怎样落笔的，但凭我的直觉，在非正式文件中，在一般个人署名文章中，像这里的写法，是经过用心推敲的，因而也是合乎规格的。 我也便跟着推敲一回。却发现紧挨着的一句有些语病，并因而产生了歧义。 那一句是：“1959年以来屡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得到了平反；”请问，这里“得到了平反”的，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还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再加上至此依然认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上“分子”帽子的人以下，还有一档“犯有……错误”的人，例如文革期间，定下某些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定下一批叫做“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戴走资派帽子就是敌我矛盾性质，所犯不是“错误”，叫“罪行”，而犯……错误的人就归到“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称呼“同志”了。这区别不可谓不大，所谓“有区别才有政策”嘛。在反右倾（主要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那一次）中定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时，似乎也还定下一些“犯右倾错误的人”，我记不十分清楚了，因我当时自顾不暇，无心管别人头上戴什么帽子了。如有这么一些人在当时得免于“分子”之帽，会感到蒙恩宽大；但到了甄别平反时的语境中，如果分指“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对后者来说，可就算得是“留尾巴”，即虽然给你平反了，你可得记住，你是犯过“右倾错误”的！ 政治用语跟法律用语一样，关系到“个中人”的升沉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可不慎欤！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几句，也不算过分絮叨吧。
我的老师陈白尘·董 健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陈老一生的最后16年（1978～94）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但他对戏剧以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影响和贡献，却不限于南京和江苏，而是全国性的。在我国百年话剧史上，如果要推出10名剧作家作为优秀代表，我想是不会缺了陈白尘的。他早在1940年代参与中华剧艺社的领导工作时，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吴祖光说他“有治世之才”。但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做了一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陈白尘对有“官瘾”的人，尤其对“官瘾”大的文化人，特别反感。他女儿陈虹告诉我，解放初他见到一位阔别多年的文人朋友，其人艳羡官位之情溢于言表，总是打听你官位几级云云，令他十分不快，从此与之少有交往。早在30年代，陈白尘就以《金田村》、《大渡河》这样扎实的历史剧和《小魏的江山》这样题材、风格独特的小说而登上文坛。在抗日时期，他又开辟了我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显然，这与他强烈的“刺官意识”有很大关系。虽然并非凡官皆坏，但官与权力是一体的，在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不可否认，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难免叫人变坏，为官害民也就必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陈白尘的“刺官意识”就具有了合理性与正义性。陈白尘的喜剧多为刺官之作。解放前，他善于以喜剧之“笑”，对专制而又腐败的国民党官僚政治进行暴露和批判。他的话剧《禁止小便》（又名《等因奉此》）、《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电影《天官赐福》等，其强烈的喜剧性大都来自刺官。这些作品不仅在1940年代曾轰动全国，解放以后也仍然被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欢迎。就说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升官图》吧，记得1988年陈白尘80华诞、1997年话剧90周年纪念时，南京都演出过这部喜剧经典。看着舞台上贪官污吏群魔乱舞，联系到现实中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无不为剧中饱含着批判之力的讽刺引发的笑声所震撼。我记得1988年那次演出，陈老曾登台演讲。一贯面带幽默微笑的他，那晚十分严肃和沉重，他说：“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败之风，我这个戏也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希望《升官图》这样的戏以后会丧失演出的现实意义！”我从现场的热烈反应和响亮的掌声中，感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所寄予的厚望。到1997年那一次演出时，陈老已不在世。那天晚上，我在《升官图》所引发的笑声过后，心情无比沉重，因为我想起了陈老那句尚未实现的话——此剧“演出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因社会腐败的加重而更加引人注目了。同时，我也想到，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讽刺喜剧将是人民大众所非常需要的，可惜当前的剧作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陈白尘那样敢于面对丑恶大笑一声的智慧和勇气。
2004年我写过一篇《白尘仙逝十年祭》（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5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强调了我的两点“发现”：一是陈白尘从他伟大的“喜剧精神”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是陈白尘重续了文学与大学的因缘，对重振“大学之魂”功不可没。当今天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提起陈老，我不禁又想起这两点。陈白尘喜剧精神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也可以说，他通过喜剧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属于人民的“自由的笑声”，这种笑声反映了专制社会人民大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精神层面上的“笑”，是人类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压迫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精神的表现。因此，专制者不喜欢这种“笑”，甚至非常害怕这种“笑”。所以，能够容忍这种“笑”，进而从美学上喜欢它、欣赏它，也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1949～1979年之间，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戏剧史上真正喜剧的笑声很少见，而被代之以假、大、空，阿世媚上的“伪笑”（如某些所谓“歌颂性喜剧”）？就是因为极左政治的专制主义扼杀了自由的笑声。而现在文娱市场上流行的那些笑星大腕的“搞笑”，在我看来也大都与真正的喜剧精神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在“权”与“钱”的压力之下，挺不起腰杆儿。可是陈白尘的腰杆儿是硬的，他终于从反专制、刺官僚的政治讽刺喜剧的创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占有核心的、关键的地位。但我最近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现，国内某些研究专家似乎仍然沉睡在极左的迷梦之中。他们口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那一套，回避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尊严的问题，歪曲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继续贩卖“反修防修”的荒谬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何止万里！《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曾几何时，由“反修防修”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文革”，却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这个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颠倒，并非在“文革”中突然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看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对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与歪曲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真正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良知”面对社会、人心的真相，忠于艺术的使命和规律，他们不会照理论骗子的框框去创作。陈白尘并非先有一个“政治前提”，再按照耳提面命去选择什么“主义”，他恰恰是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喜剧创作，表达自己的自由精神，表达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喜剧创作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个“左”与当今那些新老“左爷”的“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