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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
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
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
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
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
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
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
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
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
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
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
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
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
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
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
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
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
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
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
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
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
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
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
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
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
“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
“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
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
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
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
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
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
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
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
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
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
过。
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
但是，台湾当局不退反进。
1954年4月28日，又颁布《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
进行更加全面的控制和严厉和钳制。
紧接着，于同年11月5日，又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
其中很多规定笼统抽象。如“不得发表有违基本国策的主张”之类，可以作为
一项伸缩自如的帽子，随意给当局不满意的刊物扣上。
此法案一公布，各民营报刊纷纷抗议，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
CC派的“立法委员”也群起而攻之。
“行政院”被逼无奈，于＊月9日宣布暂缓执行，计此件出笼仅5天便告夭折。
由“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橡皮图
章，如果党籍委员们一致投票，必稳获多数。
但如果CC系的“立委”转向，与民社党、青年党及无党籍的“立委”联合一体，
就有可能使当局提出的法案通不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之所以收回“九条”，是因CC派反对所致。
1955年6月，属CC派的“立委”余俊贤、于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
一山等在国民党开明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对“内政部”擅创“违反发行旨趣”的
罪名摧残出版界的行径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指出此事乃“法外苛政”，并指出“内政部”仅抓住一两篇文章便给民
办刊物《世界评论》扣上“登记时曾为不实之陈述”的帽子，勒令《世界评论》停
刊10个月。此举“不独苛酷”，抑且违法，应请“行政院”予以纠正，“以后不得
援例。”同时，该纠正案还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叙
所以剥夺之事实及理由”，出版界向行政机关诉愿，行政机关应予受理，10日内答
复。
与此前后，CC派元老谷正鼎公开讲话，称蒋氏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
蒋介石要开除他的党籍。
CC派要员潘公展，则跑到美国创办报纸，不时对台湾政权予以批评。
据说，CC派还成立了由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等人组织成的中
心小组，负责协调该派系的活动。
为平息CC派的怨气，维护内部团结，蒋介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
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
昆山等20余名CC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这批人毕竟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在蒋对他们安抚之后，虽然仍有牢骚，但还是
尊重蒋介石的安排，退出政坛第一线。
这批人退出第一线以后，致力于办一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之类的团体，为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摇旗呐喊。
这时，CC派的主要代表，便从陈立夫等变为梁肃戎、于镇洲等中年“立、监委
员”，他们继续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首先是在“监察院”内发动一连串弹
劾案。
1956年12月，CC派“监委”提出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窘迫，而若干
“政府机关”则殊多浪费，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用节余下来的开支调整
军、公、教人员薪水及津贴之用。
这批人还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既在“行政院”领薪，又在“中央银行”
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
1957年3月，CC派“监委”终于促成“监察院”通过了一项纠正案，其中包括俞
鸿钧“兼职领薪”在内的各项浪费事实，要求“行政院”查找纠正。
3月26日，此件案寄到“行政院”。
“行政院”于7月19日和24日两次函复办理情形和结果，却引起“监察院”不满。
不满的原因是：“监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