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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下：
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
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
《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800多万字，原书分
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
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
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著，
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
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
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
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
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
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
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1948年画的，那一年是
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
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见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
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1959年第一次回台湾
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
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鸡冠
花，作于1935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
致来了，就用彩笔画了一株庭院里的鸡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
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
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
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
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
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
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
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
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不上讲台，没有材
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
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
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
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
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大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已是
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
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
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
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
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
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
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
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
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
的字和两幅画，一幅鸡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
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
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
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
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
“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
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
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
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丰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
扎实的晚年。”
3．老蒋临终抚立夫
步入暮年的蒋介石，把在美国漂流的陈立夫召回台湾定居，此举对无论已故的
陈果夫也好，还是被他逼走的陈立夫也罢，包括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一种安慰。
蒋介石的手腕高明就在这里，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是忠贞不二
的，治党也是有功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再重用他
们，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基础大雄厚，更何况他们又挡住了蒋经国的升官之道。
蒋介石用冷处理的办法，使二陈对政坛自动降温。国民党退到台湾后，陈氏兄
弟一亡一走，等于给蒋介石去了一大块心病。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大搞“整顿”，
使十分顽固的CC派逐渐瓦解，对“太子”继位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既然障碍已经清
除了，何不再安慰安慰陈氏兄弟？
陈果夫去世，蒋介石又是吊唁，又是赠挽额，又是声嘶力竭地褒奖，让其死后
情享哀荣，曾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响，如今又盛情邀请陈立夫返台定居，可谓打一巴
掌揉三揉，蒋介石等于“仁至义尽”都做到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耍手腕可谓高明到家了。
1966年3月，台湾又开场演出每六年一次的政治老戏召开“国民大会”，选
举“总统”。
3月7日，国民党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说：党尽一切可能提拔
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
他“恳切”期望国民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
务和军事，但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老蒋向来以退为进，“总统”非他莫属。
3月21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全体“国民代表”，即席讲话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对人民
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那感到很慌恐。我至今已经80岁，
再过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
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
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蒋介石的这番话，把自己“专心党务和军事”的掩盖揭了。
“总统”已定，“副总统”是谁？
人们不言自明，非严家淦不可！
蒋介石早就为蒋经国水道渠成地继位安排好了步骤：严家淦任“副总统”，是
蒋经国接班的关键一步，严家淦没有野心，没有派系，没有班底和党羽，更不具备
较强的政治才干，正好做蒋经国理想的替身。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
位。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选进了
“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这些大多是蒋经国的人马，
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70年代，台湾风云突变，阴雾漫天。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