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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
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
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
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
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
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
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
“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
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
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
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
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
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
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
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
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
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
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
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
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
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
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
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
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
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
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
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
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
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
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
“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
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
（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
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
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
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
（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
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
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
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
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
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
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
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
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
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
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
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
“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
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
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
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
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
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
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
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
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
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
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
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
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
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
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
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
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
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
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
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
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
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
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
“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
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
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
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
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
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
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
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
“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
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
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
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