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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
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
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
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
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
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
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
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
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
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
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
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
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
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
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
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
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
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
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
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
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
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
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
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
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
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
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
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
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
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
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
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
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
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
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
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
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
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
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
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
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
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
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
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
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
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
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
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
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
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
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
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
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
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
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
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
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
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
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
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
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
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
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
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
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
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
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
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
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
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
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
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
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
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
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
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
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
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
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
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
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
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
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
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
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
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