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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庇护九世为罗马教皇；拉斯巴耶（1794—1878）为法国著名记者及政治家。
我回到家中，我刚刚度过了老年人的元旦；老年人与年轻人的不同，不仅仅在于他们得不到新年礼物，而是在于他们不再相信新年。新年礼物，我倒是收到一些，但没有那件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希尔贝特的信。不过，我毕竟还很年轻，我居然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讲述我孤独的热情之梦，希望引起她的共鸣，而衰老的人们的可悲处在于他们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毫无用处。
我躺下了，街道上一直持续到深夜的节日喧嚣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所有将在欢乐中度过这一夜的人们，想到拉贝玛的情人或者那一群放荡者，他们一定在演出（即我在海报上看见的当晚的演出）以后去找拉贝玛。这个想法使我在不眠之夜更为激动不安，为了恢复镇静，我想对自己说拉贝玛也许并未想到爱情，但我说不出口，因为她所朗诵的仔细推敲的诗句，显然处处提醒她爱情是多么美妙，而她也深有感受，所以才表演出人所熟知的——但具有新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柔情——慌乱心情而使观众赞叹不已，其实每位观众对此都有切身体会。我点燃熄灭的蜡烛，好再看看她的面孔。此刻它大概正被男人们亲抚，他们给予她并从她那里得到非凡而模糊的快乐（而我无法阻拦），这个臆想使我产生一种比色情更为残酷的激动，一种思念，它在号声（如同狂欢之夜及其他节日之夜里往往听到的号声）中更显得深沉；号声来自一家小酒店，毫无诗意，因而比“傍晚，在树林深处……”①更为忧郁。此时此刻，希尔贝特的信也许不是我所需要的。在紊乱的生活中人们的种种愿望互相干扰，因此，幸福很少降临在恰恰渴望它的愿望之上。
天气晴朗时，我仍然去香榭丽舍大街。街旁那些精致的粉红色房屋展现在多变而轻盈的天空之下，因为当时水彩画屋览风靡一时。如果我说当时我就认为加布里埃尔②的建筑比四周的建筑更美，而且属于不同时代，那这是撒谎。我那时认为工业大厦，至少特罗卡德罗宫③更具特色，也许更为悠久。我的少年时光浸沉在激荡不定的睡眠之中，因此它在睡眠中所见到的这整个街区都仿佛是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居然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如果我得知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圣马丁门和圣德尼门与这些肮脏街区里最新的建筑属于不同时期，那我会大吃一惊。加布里埃尔的建筑只有一次使我凝视良久，那时夜幕已经降临，圆柱在月光下失去了物质感的轮廓，仿佛是纸板，使我想到轻歌剧《俄耳浦斯游地狱》④中的布景，使我第一次感受到美。
①法国诗人维尼（1797—1863）的诗《号角》。
②加布里埃尔（1698—1782）著名建筑师，此处所指的建筑修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
③工业大厦是为1855年博览会修建的；特罗卡德罗宫是为1878年博览会修建的，两者皆已拆毁。
④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两幕四场轻歌剧。
希尔贝特一直未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而我需要看见她，因为，甚至她的面貌我也记不清了。我们以一种探索的、焦虑的、苛求的态度去看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等待那句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抱有希望或不再抱希望的话语，而在这句话来到以前，我们或同时或轮流地想象欢乐和失望，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所爱的人时，我们的注意力战战兢兢，无法对她（他）获得一个清晰的形象。这是一种由各种感官同时进行的、但又仅仅是试图通过视力来认识视力以外的东西的活动，它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千种形式、味道和运动也许过于宽容。的确，当我们不爱某人时，我们往往使她（他）静止。我们所珍爱的模特儿时时在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只有拍坏了的照片。我的确忘记了希尔贝特的面貌，除了她向我舒展笑颜的那神奇的瞬间——因为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既然见不到那张亲爱的面孔，我便极力回忆，但也枉然，我恼怒地找到两张无用而惊人的面孔，它们精确之极地刻在我的记忆中：管木马的男人和卖麦芽糖的女贩。一个人失去了亲爱者，连在梦中也永远见不到她（他），却接连不断地梦见那么多讨厌鬼，更觉气恼，因为清醒时看见他们就已经难以容忍了。既然没有能力描绘痛苦思念的对象，人们便谴责自己不感觉痛苦。我也如此，既然我想不起希尔贝特的面貌，我几乎相信我忘记了有她这个人，我不再爱她。
她终于回来了，几乎天天和我一起玩。我每天都希望明天能获得——从她那里获得——新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爱情在日日更新。但突然又有一件事改变了每日下午两点钟我的爱情方式。是斯万先生发现了我写给他女儿的信，还是希尔贝特为了让我多加提防才将早已存在的情况告诉我呢？有一次，我对她说我十分钦佩她的双亲，她露出一种含糊的、有保留的、秘密的神气——在谈到她该做什么、买什么、拜访什么人时，她常常是这种神气——突然说：“你知道，他们可看不上你！”然后像滑溜溜的水精一样（这是她的习惯）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往往与话语极不协调，象音乐一样在另一平面勾画出另一个看不见的表层。斯万先生和夫人没有要求希尔贝特不再和我玩耍，但他们希望——她认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不喜欢她和我来往，认为我品德不高尚，对他们的女儿只能产生坏影响。斯万认为我属于那类厚颜无耻的青年。在他的概念中，这种人憎恶自己所爱恋的少女的父母；虽然当面大献殷勤，背后却和她一起嘲笑他们，怂恿她将他们的话当耳边风，而等少女到手以后，甚至不许再与父母见面。与此种形象（最可鄙的人也决不会这样看待自己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心中的感情。我对斯万充满了强烈的感情，我相信，如果他稍有觉察，定会懊悔对我判断失误，仿佛这是一桩错案！我大着胆子将我对他的这番感情写进一封长信，请希尔贝特转交给他。她答应了。可是，唉！出我意料，他竟以为我是一个更大的伪君子。我在十六页信纸中如此真实描述的感情竟受到他的怀疑。我那封热情而真诚的信，如同我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讲的热情而真诚的话一样，毫无效果。第二天，希尔贝特将我领到小径上一大丛月桂树后面，那里很僻静，我们每人挑一张椅子坐下，她告诉我她父亲看信时耸肩说：“这一切毫无意义，反而证明我看得准。”我自信动机纯洁、心地善良，因此更为恼怒。我的话居然未触及斯万的荒谬错误的一根毫毛！他当然是错误的、我深信不疑。既然我对自己的慷慨感情的某些不容置疑的特点作了如此精确的描述，而斯万仍然不能立即根据这些特点来辨认我的感情并请求我宽恕他的错误，那么一定是因为他本人从未体验过如此崇高的感情，所以也无法理解别人会有这种感情。
也许仅仅因为斯万知道慷慨只是我们自私的感情在未被分类定名以前所经常采取的内部形式，也许他认为我对他的好感只是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的简单效果（及热情的肯定），而我将来的一切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这个爱情，而不取决于由此派生的、我对他的崇拜。我不可能同意他的预言，因为我还不能将我的爱情与自我分开，还不能从实验的角度估计后果。我灰心失望。我得离开希尔贝特片刻，因为弗朗索瓦丝在叫我。我得陪她去那间带有绿色金属网纱的小亭，它很像废置不用的、老巴黎征收入市税的哨亭，不久以前在它的内部修设了英国人称作的盥洗室，而法国人一知半解地追求英国时髦，称它为“瓦泰尔克洛泽”①。我在门廊里等待弗朗索瓦丝，潮湿而陈旧的墙壁散发出清凉的霉味，使我立刻将希尔贝特转达的斯万的话所带来的忧虑抛在脑后，并使我充满了乐趣，这不是那种使我们更不稳定的，难以被我们挽留和驾驭的乐趣，而是一种相反的、我可以信赖的、牢固的乐趣，它美妙、温静、包含丰富而恒久的真实，它未被说明，但确凿无疑。我真希望像往日去盖尔芒特那儿去散步一样，努力探求这种强烈感受的魅力，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去审询这古老的气息，它邀请我深入它未揭示的真实之中，而不要我享受它附加给我的乐趣。可就在此刻，小亭子的老板娘，一位满脸脂粉、戴着红棕色假发的老妇对我说话了。弗朗索瓦丝说她“家庭蛮不错”，因为她的女儿嫁给了弗朗索瓦丝所称作的“富家子弟”，他与工人有天壤之别，正如圣西门认为公爵与“出身下层”的人有天壤之别一样。当然，这位老板娘在干这一行以前大概命运多舛，但弗朗索瓦丝肯定说她是侯爵夫人，属于圣费雷奥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叫我别呆在凉处，甚至为我打开一扇门说：“您不想进去？这间很干净。不用给钱。”她这样做也许是和古阿施糖果店的小姐一样。每次我们去订东西，她们总是从柜台上的玻璃罩下面取出一块糖递给我，可惜妈妈不许我接受。她也许还像那位卖花的、别有用心的老妇人，当妈妈为“花坛”挑选鲜花时，这位女人一面给我送秋波，一面递我一枝玫瑰花。总之，如果说“侯爵夫人”喜欢男童，向他们打开男人们像狮身人面像一样蹲着的石墓小间的门的话，那么，她在这种慷慨之举中寻求的不是腐蚀的尝试，而是寻求向所爱者乐善好施而不图回报的乐趣，因此，我在她那里从未见过别的主顾，只有一个年老的公园看守。
①即英文Water—Closet的法语发音。
片刻以后，我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向“侯爵夫人”告别，然后我又离开弗朗索瓦丝去找希尔贝特。我发现她正坐在月桂花丛后面的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