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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放下酒杯,诚恳地向陈独秀请教道:“仲甫先生,拙文《厌世心与自觉
心》是草率之作,文中言词有许多不当之处,请先生多多包涵!在此,请先生明示!”
“守常先生不必过谦!先生《厌世心与自觉心》实为一篇醒世雄文。立论高屋
建瓴,通篇意在明辨是非曲直,由浅入深,剖析透彻,以理论理,令人心悦诚服。”
“仲甫先生过誉。守常清楚,这是仲甫先生对守常的鼓励之说。”
“不,不!仲甫所言并非虚夸。守常先生的那篇文章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
“守常在文中所述的,只是一些尚未深思熟虑的浅见。不知仲甫先生对救国救
民还有何宏论高见,想赐教一二,以供守常思索。”
陈独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把酒杯一放,略略想了一想,感慨地说:
“当今神州中华黑暗重重,我考虑了很久,惟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拯救神州,只
有Democracy(德莫克拉西)和Science(赛因斯)这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可以救治
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科学与人权并重是惟一可行的
自救之路。民主与科学这‘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两盏可以把神州从愚昧和落
后的黑暗中引出来,并进而引向光明未来的明灯。几干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把民主
与科学排斥在外,甚至禁铜起来。现在仍是这样。独裁和愚昧把中华神州正推向更
深更黑暗的深渊。所以,必须把科学与民主这两盏明灯,当作两面战斗的旗帜,在
神州高高举起,高高举起来!惟有这样,才能把我神州中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除
此而外,别无他路!行严先生,你说呢?你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章士钊思索了片刻,说:“仲甫先生所谈,不是不对,但仅仅只可作是理性的
设想,而我比较注重现实。现在,袁世凯在国内正紧锣密鼓地加快复辟的步伐,面
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几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否能阻止得了呢?”
李大钊说:“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让四万万同胞都明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
义,明了只有以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代替封建专制的旧文化,才能阻止把我们神州
中华拉向倒退,才能彻底打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黄粱美梦。”
陈独秀点头赞同:“守常先生所言极是,与仲甫所想一致。以新文化唤醒四万
万民众,尤其是激励起青年一代,乃是当务之急。仲甫已筹划多日,准备近日内回
国在上海创办一个新型的杂志,名字可暂定为《青年杂志》,旨在宣传科学与民主,
倡导进步,倡导新文化。行严先生,守常先生,恳望你们两位能鼎力相助,撰文支
持!”
李大钊慷慨应允:“那绝没问题!守常定全力以赴,与仲甫先生并肩共进!”
几日后,陈独秀回国。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代划时代的英杰,从黄浦江畔又
昂首奋起,高擎起醒目地大写着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在沉沉笼罩着浓厚的封建
陈腐气味的神州大地,高高飘扬,是何等的令人振奋!
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发了《敬告青年》的战斗檄文,高亢而
激越地吹响了向旧封建专制文化营垒全面猛烈进击的号角。号角声声,传向大江南
北,传向长城内外,震荡着整个神州大地。
相继,陈独秀先生笔下走雷,《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如一发发巨型炮弹,投向陈旧腐朽的孔家店,炸得孔家
店摇摇欲坠。
第二年年底,陈独秀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就
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住所。
这时,除钱中季钱玄同教授、沈君默沈尹默教授已在北大文科任教而外,刘寿
彭刘半农先生、胡适之胡适先生、周遐寿周作人先生,以及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树人
鲁迅先生,也都被聘请来北大文科任教。
同年,李大钊也被邀请,来北大担任经济系教授并兼图书馆主任。
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开始形成。
这几天,陈独秀一直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以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专制制度进
击。现在,号角已经吹响,战鼓也已经敲起,下面,战斗怎么进行?新思想、新文
化的宣传怎么深入?
当初,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陈独秀就是想以《青年杂志》作为新思想、
新文化向封建专制进击的有力武器。他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作为进击的第一声号角而吹响、作为第一声战鼓而擂起的。
那是~个寂寞清冷的月夜,在上海寓所。
陈独秀走出屋子,踏着白花花的月色,踱着方步,在庭院里缓缓地来回走着。
清冷的惨白的月光,从幽幽深邃的夜空中撒落下来,布满了整个庭院。院门旁
边那棵已经临近枯朽的老榆树的树梢上,浮罩着一层淡淡的银色的月辉,宽大的树
冠下面,树身逆着冷月投落在地面上的浓厚的阴影,是那么阴冷、那么沉郁、那么
黑森森地立在那里,与白花花的月光,形成了极鲜明的反差。
陈独秀缓缓地来回走着,不时地抬头望望那深邃的夜空和那清冷苍白的寒月,
思绪沉浸在深深的忧虑和探索之中。
他的视线落在院门旁边的那棵老榆树和老榆树下的阴黑的树影上,心猛地一沉
落,他好像觉得那老榆树把阴黑的树影也投落到了他的心头上,使他心里感到一阵
阴冷。八股文,不知怎么他想到了八股文。他想到了那旧的封建文化赖以支立于世
的八股文。
八股文是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而又呆板的文体,现已持续
有三百多年至四百年的时间了。
到清王朝手里,科举也沿袭前朝,以《四书》、《五经》和由破题、承题、起
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八股文体为标准,分三级进行考
试。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县、府一级称之为院试,中试者称之为秀才。省一级称
之为乡试,中试者称之为举人。各省举人到京城参加最高级考试,中试者称之为进
士。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凡是已考上举人和进士的
人,就可以做官和享受各种待权。
在此八股文体仕途的影响下,读书人都以熟知《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家
店的陈腐之物为荣,反之,则被轻视、被弃斥,以至受“文字狱”之牵连。
文比以及各类学术,被死死地禁锢在这封建专制的桎梏之中,尤其是到了清朝。
起初,在清初时,稍微还好一些,但从雍正、乾隆年代大兴“文字狱”、实行残酷
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文化和各类学术,都被严酷地冻结在了万丈寒冰之中,冷凝
停滞,一派沉沉死气。“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清朝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文人之间,而且,波及着当时的文坛日趋仿古摹
古和日益腐朽没落。在雍正、乾隆年间,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极为
兴盛风行。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凡不合乎孔家
店条文的,都不可学,不可写,不可宣传与褒扬。他们以唐宋以来的古文派的正统
而自居,成为清朝封建文学思想的“学霸”。与此同时,和方苞、姚鼐的桐城派文
人相适应的,还有昭明文选派的骈体文,刻意仿古摹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
典故,以华丽空泛的文字游戏而自以为是。
陈独秀的脑海里闪现出清朝末年倡导过“诗界革命”的维新派著名诗人黄遵宪
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的几句诗: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妄造丛恶愆。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可谓切中时弊,入骨三分。凡是孔丘老夫子未
曾说过的话,都不可写进自己的诗文,被冰寒的铁链锁得如此之紧,一点都动弹不
了,多么可悲可叹!
清末以来,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对这种被禁铜的昏沌愚昧,早已愤激难抑。
黄遵宪大声疾呼:“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
后人,惊为古斑烂。”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
那样的惊世醒世之作,妇孺皆可朗朗上口诵读:“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
何等的痛快淋漓!
在此前后,也曾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人创办过《白话报》、
《白话丛书》等,提倡用通俗明了的白话文取代晦涩的文言文,但也都没能形成气
候。
陈独秀又想起自己创办的《新青年》在还是《青年杂志》时,所刊载的文学作
品,虽以很大气力翻译介绍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的左拉、挪威的易
卜生、英国的王尔德等这些西洋大文豪的上乘佳作,但都因为是用晦涩难懂的文言
文翻译表达,所以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像这样下去,不要说文化和各种学术发展不了,就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
族,都被捆住手脚,都被窒息住,无法进步。
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个有血性的民族,虽历经劫难,血泪相浸,但
奔突着的地火没有熄灭,有朝一日,它必定会燃烧成冲天的熊熊大火,照亮整个宇
宙。
现在,我们要点燃这个火种,把奔突的地火从下面引上来,让它在整个神州大
地熊熊烧起。
想到这里,陈独秀胸中激起一派豪情,一股股炽烈的血潮在心底涌腾着。
适之。陈独秀想到了胡适先生。
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