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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19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伙故意将这些老同志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这样，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次，来自四川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几位负责人抓走。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指示增派一个加强连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限令他们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7月底，北京航空学院的“北航红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围墙，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等3人揪走。周恩来亲自找北航的造反派头头韩爱晶，要他下令放人。随后又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往“北航红旗”要回了张体学、张平化和叶飞。
当时，正是在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极左思潮猖獗一时。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和它那高厚的院墙也没能挡住造反派的冲击。
8月25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宋任穷也是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的，住在京西宾馆6楼东头的一个套间。
此前，鉴于东北三省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几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穷，让他回东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挠，说宋任穷还没有接受群众的批判，承认错误，还没有“过关”。
警卫部队负责人见造反派人多气盛，一面派人报告总理值班室，一面令战士在门口的警戒线前手挽手筑起了人墙，并劝说造反派不要冲。
但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有恃而来。他们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6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在和警卫部队纠缠。
显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穷的住处告诉了造反派，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准确？！
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揪着宋任穷连拉带推，就往阳台上拖，个别造反派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施以拳脚。他们知道要想从大门口揪走宋任穷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亲自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
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
要动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队的对手！何况还是训练有素的警卫部队。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挥部队把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了回来。
次日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说：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我劝你们不要学这种特务作风。你们对宋任穷同志有意见，可以在会上提，但不能用这种办法，把人拖走，这成什么政治？你们看看武斗打成什么样子，损失有多大！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就是派别的利益！你们这样怎能做接班人？你们想一想，难过不难过？你们自己这样下去会一天一天地脱离群众，要走到反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中直招待所、京西宾馆多次遭造反派的冲击，住在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难保证。
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厅。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来满脸倦容，望着这位跟着自己东奔西突的卫戍司令。
为了保护老干部，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会，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
“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你看行吗？”傅崇碧指着地图上的一片营房，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周恩来果断地说。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尽快把他们转移。”
几天后一个夜深人静的凌晨，傅崇碧亲自指挥，选了几十个精干强壮的警卫战士，用汽车把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区兜了几个大圈，确认没有造反派的跟踪后，隐秘地来到了东高地。
周恩来又指派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具体负责与这些老同志联系。
造反派见这些老同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造反派发通缉令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
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