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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统治者何以都要制定和执行服饰法规呢？杜佑等人的话给我们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礼典·君臣服章制度》里说：圣王制衣裳，作五色与章服的区别，目的是通过它把人区分为贵贱等第，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理原则与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汉人王吉说：“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汉书·王吉传》）杜佑以后，南宋人王在《燕翼诒谋录》中写宋太宗制定服饰制度，是“以别贵贱”。古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衣饰制度中尊贵者的质地好，有纹章，是为了表彰他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装是为区别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把它作为人的贵贱身份的一种标志。表彰尊贵者及区别贵贱还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统一，承认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别是老百姓要承认被人治理的下层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礼记》）明人丘濬说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听我治理，与我合作，不在别的因素，就在“爵号之名，车服之器”（《大学衍义补》卷二）。君主以服饰制度作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服饰制度所反映的是等级制度，社会本来就存在各种身份地位的人，统治者用服饰制度把它固定化，法律化，维护等级制，实质上是维护上层等级，而使下层等级屈服。服饰制度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又是维护产生它的制度的上层建筑。
《清明上河图》中的劳动者在服制中，商人、工匠的规格低于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为何低于农民？而农民家中若有一个人经商，全家在服饰上要降低一等，这不明明白白地轻视商人吗？商人有经济条件穿好衣服，偏偏低于财力尚不如他的农民，不就清楚不过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压制他吗？是的，历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农业压制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不许商人穿高贵的华丽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买他经济上的账，相反还要通过政治上压制他的经济力量的发展，所以商人的服制，是重农抑商方针的体现，也是施行这个方针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仁恕堂笔记》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饰政策，说这是“阴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图书局辑《古今笔记精华》卷四）。对此，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更是明确的。金章宗和参知政事张万公都觉得风俗侈糜，要用分别贵贱的各种制度来制约，左丞守贞因而要求更定服饰之制，金章宗说如果那样做的话，怕要失人心，守贞回答说“止是商贾有不悦者”（《金史·舆服志》），因此不用怕，于是定了新的服制。统治者不顾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虑怎样压制它，贱商的服制就是这样问世的。
商人有资财，自然要借以改变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们往往不怕服色逾制，要同贵人比高低。东汉仲长统说大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后汉书·仲长统传》）。商人没有爵秩，甚至连啬夫、伍长也不是，可是竟然穿着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图案的贵人之服。东汉正式确立十二章服制度，天子衣服绘画12种天象、动物、器物的图像，三公诸侯是九种，九卿以下官员是7种，庶民没有（《后汉书·志·舆服》），商人穿章服违制，所以仲长统说是怪现象。南朝刘宋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当时“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后妃”（《宋书·周朗传》），可见商人及其家属在服制和住宅方面都不守定制，好为华丽之服和雕梁画栋之宅。唐高宗给雍州长史李义玄下令，严厉管制服色与丧葬违制的人，因为“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旧唐书·高宗纪》）。在这里商人是服色、丧葬逾制的主要成员。
明人吕坤说织金妆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贾工农之家一概穿着”（《实政录·禁约风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违制者。这类记载甚多，不必胪陈，反正是商人不安于本等服色，竞着新丽之衣，政府禁止，只有一时的效应，不久商人又逾制了，商人与政府在服制上不停地斗争。
以往人们总以“商人奢侈”来谴责他们服色的逾制，如果我们承认商服制度是重农抑末政策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就不必对商人服装违制那么痛恶了。
着斗笠蓑衣者穿什么衣服，本来是生活上的事情，但历来被人们看得很重要，原来它关系到等级制度的根本问题，具体到商人又关系到崇本抑末的重大原则，所以统治者历来重视，抓住不放，总在服装上整人。由此我们知道服饰制度不是小事，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认识历史，不可不注意服饰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商人服饰史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再一个启发是总在服装问题上指责人不一定有道理，你给人统一服装，而人各有个性，各有爱好，各有审美观，你何必多所指斥，乃至归结到政治上，岂非大有“服色违制”的味道吗？然而那是多少年前的老骨董，难道还应当把它视为宝物而舍不得扔掉吗？服饰制度既然表明人的等级身份，人们就以衣帽观察他人的社会地位。这个观念再衍化，就是以人的衣饰的好坏决定对他的态度，穿戴华丽贵重者尊崇之，穿戴平常者鄙视之，而不管其人的品德如何，事业如何。以衣饰取人，作为等级制的服色制度的产物是要不得的，今人不应当再有意无意地使用它了。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五节 为人贱视的更始衣冠
绿林军及其所拥护的刘玄，经过洛阳到长安，取代王莽新朝，建立更始政权，任职的官员多半来自社会下层民众，是普通农民、厨师、商人。这些人原来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名望，让人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足以当大任，就连更始的军帅将军李淑都说：当今位至公卿和重要官职的尚书，都是打戴帻劳动者仗出身的士卒等平凡的人，他们的资质当个亭长，捕捉小盗还可以，但不是掌握纲常的辅弼材料，因而要求重视百官的任用，改聘英才。百姓也对更始官员的状况表示失望，形成俚语：“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讽刺更始官员的出身卑下。
人们对更始官员的这种观点，还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卑微出身造成的，同他们不注意衣着仪表也有很大关系。
更始的将领从平民上升为将军，然而还是根据原来的习惯穿着。他们戴帻，穿诸于，绣，襜褕，锦裤，绣面衣（《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帻，前文业已提到，这里略作申述，据应劭的《汉官仪》讲，是“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蔡邕的《独断》说是“古者卑微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后汉书》）。它是不做官的百姓和虽在公府而不配戴冠的胥役所戴的，换句话说，戴帻的人不是官，是庶人和同于庶人的人。诸于，是袖子宽大的上衣，像妇女穿的褂子，所以记载说更始将官“服妇人衣”。绣，亦写作“绣”，是背心，穿时套在褂子上。锦裤，锦色套裤。襜褕，短衣，不是朝服，汉武帝时外戚汉代女直裙武安侯田恬穿襜入宫，被认为不敬，取消他的侯爵封邑（《史记·武安侯传》）。更始将领的这种衣帽，是平民百姓的服装，不是贵胄官僚的品服。
我们知道，比较定型的官服是在东汉年间形成的，但在周秦服制已经建立，周朝已有九章服，汉承秦制，自身也订立了一些衣冠制度。官服与民服绝对不同，这一点不待到东汉已经很清楚，绿林军打了天下，建立了政权，却没有像西汉官员穿起官服，更没有自己的服饰制度。而这个制度，如我们在《商人、工匠的服饰礼制与习俗》篇所说，是为“别贵贱”，“辨等威”，是崇爵显官的，更始官员没有相应的服饰，如何显出尊贵和权威呢？在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的情况下这尤其成了问题。当长安的官吏和士人代表出关迎接更始队伍时，见将领们穿女式平民服装，大失所望。一些人看不起这种装束的将领，心里笑话他们，还有人从而认为更始政权成不了气候，不会长久，给它做事，将来会倒霉，因而逃到别处，不与更始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刘秀到洛阳，按照西汉规矩办事，人们看着心气顺，有人感动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有的人进而倾心刘秀集团（《后汉书》）。这是人们因为官员着装而对政权产生不同的看法和相应的对待态度，更始官员的平民装束建立不起权威，失掉一些人的拥护，成为更始政权迅速失败的一个因素。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权草创或初建时继承前朝的服制，稳定后就根据本朝实际情况加以修订和补充，他们对于皇帝、贵族、百官以及这些人的妻子的服饰制度规定得不厌其详。因而我们在二十四史的《舆服志》或《礼志》、《仪卫志》看到大量的资料。他们如此用心，就是给这些人树立相应的权威，以使他们行施职权。
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