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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但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思想还是长久地影响了俄国解放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国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不彻底的。他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肯定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斗争的正义性，但仍对沙皇和贵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奥加略夫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试图启发他们的良知，由他们自己废除农奴制度，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社会自治等等。他虽然同他过去的同志、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非难他的革命宣传的波特金、凯特切尔、科尔什等人分子手，但还是高度评价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暴露性文学的抨击过于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后才放弃自由主义幻想的。“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赫尔岑是从西方派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斗士，但他在面向俄罗斯时仍然保留着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会见赫尔岑后，认为他是“最激烈的俄国西方派分裂主义者，同时又是胸怀宽广、带有某些纯俄罗斯性格特点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探索，是赫尔岑思想的特点。
50年代，俄国思想界活跃着一支新军。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进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萨拉托夫一个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中等学校读书。但他不想继承父业，因此没学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学，并在这里钻研18 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相信俄国不久也会发生起义。他赞成共和政体，但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把下层阶级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全部政权交到他们手里。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中学教师。1853年重返彼得堡，并很快就以批评家和政论家的身份进行文化活动。他参加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进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学批评和政论方式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同时，激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立场，并把这种批判视为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的重要内容。他同赫尔岑一样，设想在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后，可以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组织统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俄国村社被长期保留下来正好说明了俄国的落后。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观点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进程，而且还在于积极地影响这一进程；在充分认识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有力的、广泛的，但结论是狭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通过新旧交替而不断发展更新视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而使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学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视为一切有价物的唯一来源，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学说认为利润是产品扣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的发展，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既然全部产品的生产都应该归功于劳动，那么全部产品本身也应该属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赛依、马尔萨斯、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予以驳斥，并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指出“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并主张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的基础。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发现了社会斗争的最深刻动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前俄国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俄国进步文化的骄傲。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恩格斯也曾说过，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他不仅同赫尔岑一起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
40 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还没有分手，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思想上也互有影响。自由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但也颇为坚决地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但也对西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兴趣。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赫尔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从此时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权的反对派阵营中进行着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形成为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两种倾向、两大流派。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好是谢肉节节期，但彼得堡有许多人都无心参加化装舞会，忘了看演出、吃春饼；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立场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在初时，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地按革命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区别的。表示乐观和欢迎的不仅有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义者；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中，也不仅有波特金、安宁科夫、阿克萨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赞成者为革命感到振奋，期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