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臼侄巍Ｔ嚼丛蕉嗟拿翊馀煞肿颖豢植佬卸⒆钪赵�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杀沙皇并未如民意党人所期望的那样唤醒民众。当他们终于把追踪已久的猎物击倒在地之后，却再也拿不出任何显示力量的手段。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并被处死。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就此结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诚信仰感人至探，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钦敬，他们的运动也确实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被扭曲的俄国社会的产物，乌托邦式的理论、极端的手段、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之不可能为俄国争得自由。他们的悲剧是俄国历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义的新纲领、立宪主张、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
1861年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温和的、保守的立场。1862年出版的齐切林的《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详细论述了自由主义在改革形势下的新纲领。这个新纲领，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所谓自由主义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给予社会以独立活动的权利，保证公民权利，保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继续坚持走2月19 日开始的道路。所谓强有力的政权，即主张政府发挥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保证社会秩序，监督法律的实行，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流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地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示的一切；这种要求破坏一切现存制度的革命宣传将破坏改革事业，革命的后果必然是专政的出现，而这个专政对于自由的危害将甚于君主专制。因为君主专制属于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它将转变为宪制；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只能支持专制制度”，但它必须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据后者回忆：“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认为，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社会将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上层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动。以齐切林为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它在1861 年后提出的新纲领与沙皇政权在1860—1862 年间执行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有关。当时，政府迫于形势，既没有听命于反动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着手改革。这种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并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沙皇政权是在认识到了农奴制的非理性和绝对专制制度的不公正之后而自愿进行改革的。此外，在政府机关中确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他们懂得并且主张，在废除农奴制后仍有必要继续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这些情况使自由主义对政府寄予较高的期望。
既不愿反动倒退，也不愿革命性变革，而要走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这就是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实质。
改革后，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它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增长。60年代上半期，许多省的贵族会议和地方自治会议不断提出向立宪制度过渡的要求，主张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或建立地方自治的中央代表机关。
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君主制度可以保留，但应该逐渐地、和平地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上每个文明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代表制度，而对于俄国来说，立宪君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在绝对君主制条件下，社会是沉默的；由于一切都有赖于君主的意志和奇想，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宪制首先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反对派，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政府，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任何问题的阴暗面曝光。
俄国自由主义把立宪君主制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它并不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立宪制度的前提。齐切林指出，在彻底解放农民之前，立宪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逐渐向这一制度过渡。他从法学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观点出发，强调国家作为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应该通过实行改革而成为使封建俄国向资本主义俄国演变的工具，国家应该给予社会以发展的条件，并吸收“人民中间的”新生力量参与管理。
齐切林提出了关于从专制制度向立宪制度过渡的具体设想：一、逐步取消贵族特权。立宪原则与贵族特权是不相容的，但取消贵族特权要循序渐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可以把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使其享有像英国贵族那样的地位，作为立宪君主制中的上院的基础。二、实行分权原则。分权原则从根本上说也是与专制制度相悖的。作为最初的目标，首先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司法权的独立。三、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构成立宪君主制基础的力量，而地方自治对于建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共同的利益将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实际地享有部分执行权，否则自治制度就是“毫无意义的喜剧”和空谈。四、召开具有咨询作用的两院会议。一切立法若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只有召集他们的代表。应由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下院，代表人民的利益。上院以国务会议为基础，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组成，代表国家。
自由主义在改革年代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尽管它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是与传统妥协。“俄国的历史没有妨碍我们热爱自由，任何高尚的人都把它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为了自由，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联系被破坏了，伟大的改革把自由带进了我们的公民生活、法院、地方管理和出版”，而且，它将不会局限于“次要的领域”，而最终要深入到最高政权的组成。——自由主义是这样看待传统与变革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条件下，自由主义反对派推波助澜，自由主义的理论也趋于激进。齐切林开始认识到，那种认为可以在专制条件下发展自由的意见只能是美好的幻想，社会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专制制度：“我们不能等待，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着手工作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质的崩溃。”他注意到，俄国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动，专制制度的支柱——贵族地主阶级——已在没落，财政、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取代他们的地位；政府无力也不愿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国家面临财政枯竭，饥饿和革命运动形成严重威胁，这一切把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税收制度也必须改革，而这必将伴随着整个国家制度的变动：取消几个世纪以来的特权将导致上层建筑的改造。齐切林的结论是：“只有政治自由能给俄国社会以新的生命。实行代议制是唯一的出路。”首先应当吸收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让他们在经过这种“政治生活的学校”后再组织全权的议会。
但亚历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义退缩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德·尼·希波夫说，自由主义觉得自己是有愧的，他们无力继续改革活动。齐切林声称：“我们平静地等待着政权承认我们的作用。我们应为这一召唤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这一召唤已经为时不远了。……俄国将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由上层的行动产生的，也是由人民内部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