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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３０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５０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２００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８８岁的潘春元、６３岁的潘刘氏、３３岁的潘张氏等６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３２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３３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１２３０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２７６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１月３１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１９４１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７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１２０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１９４２年８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１月１４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４００多人。２６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２６０余人。１９４２年６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１５０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１０２１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４座坟墓，立墓碑４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
第九部分 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第26节 “地毯式”轰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２１８次，出动飞机９５１３架次，投弹２１５９３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２０００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地毯式”轰炸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以后，便经常会有日军飞机来袭击，对市区往往是“地毯式”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频繁空袭，重庆市区内建立了各种防空洞，有私人的，也有公用的。其中位于十八梯附近的防空大隧道是当时重庆市内比较大的公用防空洞。它深入地下约１０米左右，长约两公里，有三个道口出入，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为了照明，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油灯。这里条件极其简陋，没有任何通风、防火、防毒设施，是普通市民躲避日军空袭的主要场所。
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下午６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隧道血难
晚上９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