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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扣动扳机向素不相识的同类射杀的场面吧，想象一下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和日本关东军拿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的兵工厂吧，……无数的孩子失去父母，无数的家庭被毁掉，无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死于战火；土地荒芜，工厂倒闭，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变成废墟，尸骨遍野，血流漂杵，人民啼饥号寒、痛不欲生。战争无情地摧毁了人类的尊严，生命变得无足轻重，战争使人类丧失理性，整个地球仿佛是一座疯狂的屠场。当德军一百九十个师五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辆坦克、四千架飞机在苏联西部两千八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向苏联的腹地、向莫斯科推进时，有谁在关注在皮靴、车轮和履带下呻吟、倒毙的生命？一切光荣与梦想、高贵与美丽、理性与秩序都随着生命被邪恶践踏而坍塌。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就曾预言“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将会到来，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因袭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起”。对于亲身经历了空前浩劫的人们来说，更为深刻的是对生命的不公命运的切肤之感。萨特在后来谈到长篇小说《厌恶》（初名《忧郁》）创作感受时说：“我在三十岁上，露了一手，在《厌恶》中，——确实真诚地，这大家可以相信——记下我同事所过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公道的生活。”“我看到不少儿童饥饿而死。面对一个垂死的孩子，我的《厌恶》真是无足轻重了。”这篇完成于1936年，发表于1938年的作品虽然还不是直接取自于二战期间的生存体验，但作者无疑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表达了他生存的焦虑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注。剧本《死无葬身之地》则直接表现了战争使生命“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这一令人困惑的存在真实。加缪从战争中看到了死亡和恶对人类生活不可改变的影响力。他的小说《鼠疫》最后一句话是：“也许有一天，为了使人类吃到苦头，受到教育，鼠疫将再度唤醒它的老鼠，送它们去死在一个幸福的城市里。”
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人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战争给人类留下恐怖的回忆和不尽的思索，人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舔舔精神伤口，驱除心灵中世界末日的阴影。且不说俄国、苏联，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致残对活着的人意味着什么；单说日本，这个生长过嗜血成狂的军国主义的国家，在原子弹爆炸的冲天火光中数十万生灵痉挛窒息的地方燃起长明灯，应足以说明从梦魇中醒来后的恐惧了。但愿这不只是对广岛、长崎的无辜牺牲者的负罪忏悔，而更应是对其野蛮的暴行、灭绝人性的杀戮铸成的全部罪孽的自我审判。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还远不止这些。希特勒的屠杀唤起了犹太人强烈的复国渴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犹太人潮水般的移民造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为的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园而免于任人宰割。战争向犹太人提出了严峻的生存问题，导致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犹太民族恢复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中东从此开始了持续的动荡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倘若没有世界大战，倘若欧洲是一块和平的大陆，民族友好和睦，人民安居乐业，其情形怎样自然不难想象得到。二战后中东的战火和动荡不安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袅绕不绝的余烬当不是想象力任意所为。
把两次世界大战当作是少数战争狂人偶然的“杰作”无疑是抬举了他们。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然而所有欧洲参战国无不打着“保卫祖国”、“保卫自由”的旗号投入那场厮杀的，唯一受害者是首先遭到进攻占领的无辜的塞尔维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一面诅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同时也不会忘记国际社会绥靖政策的助纣为虐。且不说张伯伦、达拉第如何出卖国际原则与公还，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就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美关系而论，我们就知道太平洋彼岸那个自称为“民主、自由、公正”的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在1937年和1938年，美国都利用中日战争大量地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为日本侵略战争输血。1937年，在日本全部进口的军事原料和物资中，美国的汽车及零件占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及石油产品占百分之六十，生铁占百分之四十一，废钢铁占百分之五十九，机器及车床占百分之四十八。1938年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竟达日本全部消耗额的百分之九十二！当时就有美国政界要人坦率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们的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仅仅把两次世界大战归结为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总爆发是不够的。世界大战是欧洲的全面崩溃，是人类的全面崩溃，是人类末日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战引起的人类心灵震荡才使存在主义者从一般、普遍出发追问人类存在，提出“向死而在”（海德格尔）、“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这样一些让灵魂不得安宁的命题。只是有这样的崩溃中才会让他们产生大地正在消失、地狱就在眼前之感。
文化心理背景
上面我们限定在战争的范围来讨论存在主义的背景，战争构成了存在主义的现实背景。然而，现实也是有根有据的历史存在，两次世界大战决不是随机出现的怪物，而只不过是欧洲文明内在紧张终致断裂、粉碎的极端表现。这种内在紧张早已显出端倪，并且越积越多而不堪负荷，只是人们没有正视或不愿正视罢了。这恰如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远远看去还是那样完整、恢宏、足以让人兴奋激动；走近一看，原已风化、斑驳，有无数细小的裂痕，只消有轻微震动，就会轰然崩塌。因此，存在主义作家和思想家们的精神地平线远远不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开始，而是延伸到欧洲近代人文历史的深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宗教、理性、科学等方面描述一下存在主义及其文学生长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文化心理背景。
欧洲的近代历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对欧洲近代历史的杰出贡献，简单说来，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在这之前的漫长的中世纪时，宗教是欧洲人类生活的主题。近代史改变了世俗生活的轨道，宣布宗教不再是人类生活独一无二的中心和统治者，不再是个人生存的最后和不容置疑的避难所。宗教走向衰落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宗教时代是人类心灵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宗教为人类受难提供救助，主宰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失去教会也就失去了心理上的维系，失去了精神支柱，丧失了与超越的境界的连系纽带。信仰丧失，上帝不再受到信赖，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无需接受上帝的监督也无需上帝的任何启示和帮助。人类自以为摆脱了精神羁绊从此可以毫无拘束、自作主张地与这种充满诱惑的世界打交道，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亚当和夏娃正是忘记了上帝的训诫才被逐出伊甸园的。在这个充满欲望和邪恶的世界里，人类注定找不到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注定要随波逐流而无休止地流浪。人类以为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有限而达到无限之境，战胜自身的残缺而追求到完满的人性。这一关于人的世界的新幻象最初是那样地鼓舞着人类以致于完全觉察不到无所归依感将会出现和可能引起心理恐慌的可怕后果。当人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亲自完成，在那不能做到之处终于不得不留下失望的缺憾。
科学控制着人类，改变了世界的图景。宗教衰落无法避免，衰落穿透人类心灵生活的最深层。虽然教会组织依然存在，人们也还会接受宗教命名、洗礼，到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偶尔也会去做礼拜，唱赞美诗，在做某件事之前在胸前划着十字、默念“阿门”祈求上帝保佑（但如有谁为自己犯下的罪恶到主教那里向上帝忏悔肯定被认为是个傻瓜或精神病患者），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周末带着女友去海滩做日光浴、乘飞机旅行、足球名星吸毒的新闻以及股票行情，宗教大抵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精神傀儡、世俗生活饶有兴味的点缀。即使是新托马斯主义者，具有宗教情感的现代作家，也不能够象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那样从宗教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力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新教运动是一次宗教向世俗靠拢为世俗筹谋的运动。在世俗事务上，尤其是在与自然关系上，新教与科学思想不谋而合。它剔除了中古基督教繁复的意象与符号，揭开了自然神秘的面纱，把它看作是一个和精神敌对的物质世界，必须用清教徒的热忱与努力加以克服。这热忱和努力就是个人在世上要勤奋工作，节俭和讲究效率。个人在世上的成功被解释为上帝的选择和永远得救的朕兆，所以个人必须拚命追求在世上的成功。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的《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正是从这里开始，把新教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新教强调信心，唯有上帝在内心工作才能带来解脱。它的原罪说和世俗成功说无疑等于承认人性中非理性成份在人类心灵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教没能拯救人类的宗教意识，在近代世界世俗化的进程中，它所强调的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的基本关系，越来越变得稀薄及至趋无。
宗教衰落是近代史的一个突出事实。至高信仰丧失和精神漂流并不能说明中古人类宗教精神统治下的人的心灵是人性的完美状态，它是人类心灵演进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情形。人类已经跨越过那个与上帝同在而因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