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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叔本华和尼采无疑都属于先知式的人物。叔本华一直渴望着能找到越过现象而直接把握自在之物的道路。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或欲望，它是一种缺乏，也就是一种虚无，因此，自在之物是一个巨大的无。尼采是这样评价叔本华的：“他可能是引导我们走出怀疑的苦恼和可怕的消极以至陷于极端悲观洞穴的指南针，而重新看到那星光灿烂一望无垠的晚空。他就是第一个带领他自己走这条路的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为了要解释整个生命形象而面对整个生命形象。”而这正是尼采本人所要做的。叔本华没有走出厌世之谷。尼采在公开了理性杀死上帝也杀死了理性自己这一令人沉痛的事实之后，呼唤着“超人”（新人）出现。这超人不是圣者也不是暴君，而是自信、自重、自由、自主、自爱的人，不依赖上帝，自己决定自己的价值和人生意义，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叔本华和尼采不是存在主义者，他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尼采。在存在主义从克尔凯戈尔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演进过程中，这中间如果没有尼采是不可思议的。从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和作品中，我们时时能听到尼采的回音。
柏格森与海德格尔处于同一时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德国存在主义自然构不成渊源关系，但相互影响应是存在的。作为二十世纪初法国的一位具有世界地位哲学家，他的思想对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生命冲动创造的，人生的目的在于自我创造，反对机械决定论，认为通过神秘的直觉达到自在之物。在上帝死去的时代，他的目的是造神，即把人神化。他的出发点与尼采是一致的。
在所有使存在主义者获益的思想家中，陀斯妥也夫斯基是不应被忽略的。萨特称赞陀氏对理性的专横所作的谴责有助于鼓舞他本人的存在主义信念。陀斯妥也夫斯基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完全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预言，是与克尔凯戈尔心心相印的共振。作品中回荡的是一种完全新奇的声音，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和神圣化，作品中人物的内在生活是可悲的和叛逆的，我们看到在宗教原罪的背景之下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阴暗面。
上述的非理性主义并非是说不要理性，而是反对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他们看到理性的局限，看到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的危险性。理性只是工具，而人本身才是目的、非理性关心的人生意义、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价值等根本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从存在主义思想渊源过渡到对存在主义本身理解时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
存在主义分为有神论存在主义 （又称基督教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戈尔就是一位新教徒，马塞尔也是一位基督徒。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上帝才是超越存在，他的哲学从而也被认为是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存在主义有两位最为著名的人物，他们就是海德格尔和萨特。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师的思想。
海德格尔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追问存在，即“在”的本体论。与“在”（或译为存在、存有）相关的概念还有“在者”“此在”（或译为亲在）等。解释这些概念是颇费时间的，简单地说来，“此在”即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存在。他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颠倒过来，以“我在”作为“我思”的前提。他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他的本体论。现象学的方法就是直接显示、澄明在的意义结构的方法。现象即人的先验意识现象，现象与本质同一，现象即本质，处于无遮蔽状态。通过对“在”的状况直接显示，也就揭示了在的本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处在不断活动的过程中，处在与外物、他人的各种关系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其基本结构是“烦”（烦心、麻烦），只要人生活在世上，就无法逃避烦。海德格尔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性存在，人不断筹划、设计、选择、人便可以成为不同形态的存在，或获得本身，成为本真的在；或失其本身，成为非本真的在。非本真的在意味着可以被替抽。非本真的在海德格尔把它称之为“常人”。在的这种存在样式即是沉沦和异化。于日常生活中人不能达到本真的在，在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海德格尔又指出，人的存在的基本情绪是“畏”。畏使人领会烦，并得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显示出此在最本己的在，也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畏归根到底是畏死。因此，他又提出“向死而在”这一命题。人生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完成。对死的必然性的领会使此在从沉沦中醒悟过来，自由地充分地展开属己的可能性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悲观主义气氛，而这气氛来源于德国当时的局势——1918年失败以后的岁月正是海德格尔致力于构造其哲学的年代。然而，很显然，他并未放弃摆脱人被异化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危机的努力。
萨特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比起海德格尔的艰深晦涩来，萨特的哲学和文学更能引人入胜。从气质上来看，在尼采与海德格尔之间，萨特更接近尼采。他把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使哲理浪漫化，使文学哲理化。存在主义在他那里，被引申为一种自由的学说，一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就鲜明道出了他的人道主义立场，而这本书又是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一书的通俗表述。他的哲学思想最先是通过文学来表达的。如《墙》这小短篇就是以古典的手法讨论存在主义的中心问题，即面临死亡的问题。在《厌恶》中，萨特通过主人公一连串的梦呓般的叙述和议论，提出了关于存在、本质、荒谬、虚无、时间、偶然性等基本范畴，实际上勾勒了他的哲学的基本面貌。
萨特在他的哲学中出色地讨论了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在萨特看来，这两者是等值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由先于人的本质。自由是以主观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纯粹意识活动，而不是追求和选择的结果。自由是人存在本身必有的。在《存在与虚无》中他指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 ‘人的实在’之存在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后来成为自由的，人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这样萨特就把人与物、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作了严格的区别，树立了人在世界上作为主体的尊严。萨特认为人具有多样可能性，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自己的设计、谋划、造就。人不断地选择自己也就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强调个人自由选择时，同时也强调为作出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和世界负责。这也就是说，个人关心自己的命运与关心他人和人类的命运是一致的，而不是相矛盾。个人的烦恼来自自由，烦恼就是责任感，人不能逃避自由，也就不能逃避责任。任何逃避都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不试行为。人的孤独感是由于人在选择时只能依靠自己，绝望也是来自于他人和社会无法信赖。萨特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哲学，然而，我们还是能明显地感受到其内在的悲剧情绪。
萨特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他的文学便是他的哲学的自我翻版。他认为：文学是一种行动模式，在文学中，作者表达了他的自由，或者说文学是他的自由选择，并关系到他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整体。文学创作是萨特作为独立主体的自由选择，而他作品本身则又阐释了他的自由选择的思想，也就关系到他人和人类的自由。萨特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观念。剧本《苍蝇》表现的就是：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而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作品写于1943年，当时的法国正为德军占领。作品的行动意向是很明显的。长篇小说 《自由之路》（三部曲）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同样为他哲学概念“自由选择”的正面、积极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
萨特一生都在行动，看一看关于他的传记就知道。萨特真诚地对待人类、对待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具有宽厚的善意、良知和勇气的人道主义者。无论他的理论的缺陷会招来怎样的批评都不致于影响我们对他的敬意。他在咖啡厅写作和苏格拉底在街头与人谈论哲学一样严肃。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他的存在主义作品在战时一开始就风靡了整个法国，年轻人对他的狂热也许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想象得出。八十年代萨特及存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亦可见存在主义并非我们这个世纪的偶然产物。萨特曾被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这是他对最公允、恰当的评价。
存在主义产生于德国，又盛行于法国，它属于欧洲，也属于全人类。当它出现时，那些生活在相似的境况中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它的吸引力使之传播开来。就在存在主义在德国出现的同时，德国的存在主义也不是孤独的。奥地利那位忧郁而敏感的青年——卡夫卡 （1883—1924）就被视为一位存在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如《变形记》描写一位小职员变成甲虫最后在寂寞与孤独中死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克尔凯戈尔对他的巨大影响，把他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先驱是不过分的。西班牙的乌那穆诺 （1864—1936）也是一位颇有生气的早期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