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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于是很多有势力的大地主家庭也同时
经商。
以压榨被重税所困的农民而获得财富这只是积累财产的头一步，一旦有
了基本的资金，就用多种手段来成倍地增值。在《史记·货殖传》里，司马
迁对在一代人的时间中能富比王侯的人的存在感到惊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
他们致富的方法表示钦佩。这些行业常是采铁、贩奴、投机、欺诈或高利贷
等，但司马迁还举出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货物，一个人经营这些货物，每年可
获利20万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岁入。
这些货物包括：酒、腌菜和酱、皮革、羊和猪、谷物、船材、竹竿、轻
便的两轮车、沉重的牛车、漆器、青铜器皿、木铁容器、染料、马牛羊猪、
奴隶、腱和角、朱砂、丝织品、粗细布匹、生漆、麴糵、豆制品、干鱼、鲍
②
鱼、枣、栗、貉和狐皮衣服、毡、蓆、果、菜等。以下货物来自全中国各地：
竹、木、谷物、宝石来自山西 （崤山之西）；鱼、盐、漆、丝来自山东（崤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3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66 页）。
③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62 页以下）。关于这一段文学
的校勘，见加藤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东京，1942），第143 页。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3281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62 页）。
② 《史记》卷一二九，第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3686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1 页以下）。这一段文字说明每一种货物达到20 万钱标准收入所需的交易或生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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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东）；樟脑、梓、姜、桂皮、黄金、锡、铅、朱砂、犀角、龟壳、珍珠、
象牙、皮革来自江南 （长江以南）；马牛羊、毛毯、皮毛来自北方。铜铁来
自全国各地的矿山。
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超过了汉帝国的国境，武帝时（约公元前130年）
张骞出使西方月氏，贸易活动更受到很大的推动。张骞的出使开辟了通往中
亚的新途径。黄金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从中国输出，而酒、香料、马、羊毛
织品从西方各国输入。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引进的新的植物包括葡萄、石榴、
芝麻、蚕豆、苜蓿等。虽然这条新路在两汉交替之际暂时中断，但后汉时在
公元94年后因班超将军再度在中亚建立中国的形象而复通。公元97年，班
超的下属甘英受命出使大秦 （罗马，更具体地说，是东罗马），但并没有越
过安息 （波斯），他被可能充当丝织品贸易中间商的波斯商人留住。那时，
罗马非常需要丝织品，据说，其价值确实重如黄金；因而罗马人称中国人为
赛里斯 （Seres，造丝的人），通往中国的路称为丝路。①
公元前111年，武帝征服南粤以后，南海的贸易逐渐扩展到东南亚诸国
和印度洋，这些国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换取中国的黄金和丝织品。
一件佚事说明了沿着南海路线的商业发展，那就是公元166年一个有为的商
人到达中国海岸，声称是大秦皇帝安敦（即马库斯·奥里流斯·安敦尼努斯）
的使者，他献给桓帝象牙、犀角、龟壳等物。
当丝绸出口贸易还在汉政府的主管之下时，中国内部的商业活动继续受
到政府的某种程度的压制，典型的事例就是实施武帝的平准制度。这基本上
是限制商人的活动并把他们的利润输归国库的企图，但只取得部分的成功，
①
并引起了更多的反对，情况见于《盐铁论》。反对商人的一些政策，继续被
王莽执行；但不仅无效，反而证明是招致他灭亡的原因之一。后汉时由于货
币流通的减少，商人似乎变得相对地失势。但仲长统（约公元180—220年）
在他的《昌言》里明确指出，商人依然顽强地在全国各地追求利润，而势族
也照旧以高利贷和其它手段压榨已经穷困的农民。②
制造业
如上所述，春秋时期某些制造业如制造奢侈品或武器，已不再是某些氏
族的特权，而逐渐在各个国家直接主持下进行制造。一般的形式是，工匠在
一个师傅的指导下制造为诸侯和贵族使用的物品，工匠的衣食所需由他们供
给。工匠的职业是世袭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而农民则不能加入这个行业。
在战国时期，这个制度又被改组，使手工业的师傅隶属于中央或地方的
政府机构；世传的手工业工匠则由奴隶、罪犯和服劳役的一般平民补充。像
这种非商业性的生产，带有限制农业和手工业之间任何分工发展的倾向，特
① 关于丝绸贸易的实际意义，有一系列的看法。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
（伯克利，1967）；鲁惟一：《香料和丝绸：公元头7 个世纪的世界贸易概观》，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1971。2，第166—179 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收于《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2 卷，
第117—136 页；曼弗雷德·拉斯克：《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收于《罗马帝国的兴衰，罗马历史与
文化之镜的新研究》Ⅱ， 9 （柏林、纽约， 1978 ），第2 部分，第604—1361 页；上面第6 章。
① 见《盐铁论》卷一（第一篇），第4 页；盖尔：《盐铁论》（1931），第9—11 页。
② 见《后汉书》卷四九，第164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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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专业手工工匠，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农民则被鼓励生产自用的物品而
不去购买它们。虽然如此，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了完全脱离农业
的专业制造业者，而且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而人数越来越多。据一个农户家
庭的收支账（魏国李悝的估计）说，一年用于衣服的费用需1500钱，这表明
①
衣服可能是买的而不是家里做的。值得提醒人们的是，早期的墨家门徒就是
一批工匠。②
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制造业是盐铁，盐是日常必需品，其生产地很有限，
需要有大的企业进行生产，和进行有成效的分配。由于农业工具有广大的市
场，使冶铁业也得到了扩展的条件。
汉代的制造业和前代一样，也分为国家控制和私营两个范畴。前者在首
都和地方进行。在首都，它们大部分由负责皇室财政的少府控制。它的不同
部门分工制造不同的器物。如众所周知的尚方 （艺术和工艺部门）即制造武
器、青铜器皿、镜子等，现在还有这些遗物。在诸侯王国也设有与尚方性质
相同的工场。另一个部门是考工室，制造和尚方制造的器物相似的食器、兵
器和甲胄等。但没有尚方制造的讲究。东园匠制造皇帝陵墓用的葬具，织室
制造宫廷用的丝织品和衣服。原来有东西两个织室，公元前28年废了东织
室，因此剩下的一个就简称为织室。
其他与制造业有关的中央机构中包括大司农，它在实行代田法时期负责
制造农具。它有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实行武帝的均输制、平准法和染色工艺。
将作大匠负责修建宫殿和皇帝陵墓事务，设于公元前115年的水衡都尉，管
理有名的上林苑。两年后，国家禁止地方上铸钱，铸钱就完全由所谓上林三
官执行；这表明，在前汉时期，水衡都尉所属的一些机构执行国家的铸币工
作。③
郡县设有多种的官办制造业机构。在 10个郡县里设有称之为工官的工
场。这些工官一般地为地方的武库制造兵器，但在广汉郡和成都则不然，而
是制造金、银、漆器。有些漆器现在还存在，上面刻有产地地名。在山东的
临淄和陈留郡的襄邑两地，设有为宫廷制造华丽的丝织品和锦缎的官署——
服官。临淄的三服官，每个拥有几千名工人。桂阳郡的“金官”铸造黄金，
丹阳郡的铜官负责开矿和铸铜 （除去铸钱之外）。铜官数量相对地少，这表
明那时铁器的使用增多，而对铜器的需要日少。庐江郡（安徽）有一个船厂
——楼船官建造战船。①
除去这些机构之外，公元前119年政府又设立了盐铁生产的官署，以实
行国家的盐铁专卖政策。在48个地方设立铁官，在36个地方设立盐官，这
些地方大多是原料产地；显然，在那些没有铁矿的地方设立小铁官是为了重
新利用废铁。铸铁场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以制造农具为主。另一方面，盐场
则为私营，产品由政府专卖。盐铁官署可能隶属于大司农，而工官、服官、
① 李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 年，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2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141—142 页）。
② 渡边卓： 《墨家集团及其思想》，载《史学杂志》，70：10 （1964），第1—34 页；70：11 （1964），
第40—74 页。
③ 这些机构的详细情况，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31—735 页。
① 这些地方上机构的详细情况，见《汉书·地理志》各郡县下；如广汉郡的工官见《汉书》卷二八上，第
15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