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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
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
年）。外来的显贵 （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
①
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
军事将领。②
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
① 见戴维·凯特利：《刀剑的去向：中国统一的反省》，载《早期中国》，2 （1976），第31—34 页。又
见连续的反驳：威廉·特鲁斯戴尔：《刀剑的去向：凯特利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反省》，载《早期中国》，
3 （1977），第65—66 页；诺埃尔·巴纳德：《刀剑存在吗？》，载《早期中国》，4 （1978—1979），第
60—65 页。关于秦代铁剑优越性的论点，见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1963），第159—221
页。关于考古遗址表，见巴纳德和佐藤保合著：《古代中国的冶金遗迹》（东京，1975），第112 页及图
6c 和6d。这些参考材料表明在西汉时期，青铜剑仍多于铁剑（出土铜剑350 件，铁剑270 件）；只是在东
汉时期，铁剑才大大超过铜剑 （出土铁剑103 件，铜剑35 件）。
① 李斯在公元前237 年反对逐客诏令的上疏中，除商鞅本人外提到了在前四朝曾作出杰出政绩的七个外来
人。见《史记》卷八七，第2541 页以下 （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15—17 页）。李斯的名单
还可以补充。
② 秦的三个最著名的将军为白起 （公元前257 年死）、王翦 （前221 年以后死）和蒙恬 （前210 年死）都
生于秦，虽然蒙恬的祖父（本人也是有名的将军）以前自齐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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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
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
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年（公元前361—前338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
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年（公元前337—前311年）；然后是
4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
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年（公元前306—前251年），然后是孝文王（前
250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年）两朝4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
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年）。可是这个因素
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
公元前256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年，但周统治者赧
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年 （公元前314—前256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
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
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①
以下的论述是根据1975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
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
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至前217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
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
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
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
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苑律”和“仓
律”等共十八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
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
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
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
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
当然，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
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
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
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
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 （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
同）。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
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
① 本文论述所依据的文书可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第15、
24—26 、32、43、56、94、104—105、113—114、142—143、150、154、173、225、263 页。关于这些文
书的注释本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 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 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注
释译文》 （莱顿，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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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
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
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
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
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
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
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
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
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
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至659
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到219钱，则流放而不参加
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
罚处劳役30天。
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
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
如，在1818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
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
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
佐各一盾” （《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
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
毁者，为用书，受弗责” （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
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
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
1。85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
不行。”
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
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
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
请 （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
①
莫 （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
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
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
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
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
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籽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
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
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
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 （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
① 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的行政文献的证据表明，这个手续肯定在继秦之后的汉代实行；见鲁惟一：《汉代
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 卷，第39 页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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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受到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