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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当杨秉（公元92—165年）经济困难时，他以前的一个下属给了他100
万铜钱的巨款。③
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可以从交易的多样性上看出来，交易在理论上
可以通过交换土地、货物或奴仆来进行，不过这种交换是用钱币来进行的。
④
经常提到货币工资。赠送钱币是常有的事；明帝 （57—75年在位）的姻亲
⑤
马家因为在冬节给每个绅士赏赐5000铜钱来争取拥护者而受到批评。 整个
后汉诸帝在给予皇亲和官吏的较大规模的赏赐中，不是赏赐土地，而是赏赐
钱币和丝绸。在饥荒和天灾时，向受灾家庭发给钱币以支付丧葬费用。例如
在公元167年，为了救助渤海沿岸 （今河北）遭受海啸灾难的人们，给每个
⑥
7岁以上死者提供2000铜钱。这样，政府不挖掘墓穴埋葬穷人，而是依靠
钱币的效率，深信甚至乡下农民也知道钱作什么用途。
货币经济力量更进一步的证据是劳役义务可以部分地转换成货币税。⑦
到后汉时期，以现金折成一个月劳役义务的做法看来己成通例；也许县令和
② 汉代没有一个地区的普通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商业化的。这里的问题是交换问题。因为《后汉书》几乎不
像 《汉书》那样常常提到大商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某些学者便猜测地区间的贸易衰落了。（例如王仲
犖：《魏晋南北朝史》〔上海，1979〕，第25—26 页。也可参见多田娟介：《汉代的地方商业》，载《史
潮》，92 〔1965〕，第36—49 页，该文评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日文著作）。关于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18—21 页，他认为后汉自由贸易政策对商业有利；许焯云：《汉代农业》，
如果有区别的话，他认为农民日益依赖市场。也可参看上文第10 章《税制》。
① “下级官员”是由他们的顶头上司任命的低级官员和胥吏，他们不被认为是正规官僚机器中的成员。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398 页。
③ 《后汉书》卷五四，第1769—1771 页。
④ 见劳榦：《汉代的雇佣制度》，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 （1951），第77—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一，第1398 页。
⑥ 《后汉书》卷七，第319 页。
⑦ 关于劳役义务的详细情形了解得很少。见许烺云：《汉代农业》，第77—79 页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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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守支持这种代偿办法，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使用雇佣劳工，而不是使用征
调的农民来完成公共工程。劳役有时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例如，130年一
块石刻铭文赞扬了废除每年必须由劳役进行修路的做法；这样估计一年可节
①
省30万钱。 有时也许农民不能亲自履行劳役，如果他需要亲自履行的话。
至少这似乎意味着在天灾期间经常豁免代役税的意思。②
后汉时期地区间贸易继续繁荣的证据大量地是间接证据。当时竭力维护
③
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 后汉保留下来了19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
石刻。例如，公元63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
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
总共完成了623座栈桥、5座大型桥梁、258里（107公里）道路、64座建筑
④
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 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57年和174年之
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
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
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
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
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
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
①
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
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1世纪中叶一个官
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
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500余里
（200公里）。②
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
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
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
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
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
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
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
元141—149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
① 《隶续》卷十五，第4 — 6 页。虽然前汉留下来的石刻碑文较少，但是后汉大量石刻文字提供了以前时期
所没有的特别与这一章有关的宝贵证据。见埃伯里：《后汉石刻铭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0 （1980），
第325—353 页。
② 例如 《后汉书》卷四，第183、190 页 （公元97 和102 年）；《后汉书》卷六，第260、269 页 （公元
132 和139 年）。
③ 见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 （1947 年），第69—91
页。
④ 《金石萃编》卷五，第12—17 页。
① 《隶释》卷四，第11—1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2459 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18—21、2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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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7000万钱。 ④
⑤
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 （公元9—23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 （公元57—75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51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42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181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②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崔寔（死于170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③
种活动非法。 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④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①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