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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五次这样的仪式。
尊奉泰一的仪式是武帝在公元前113年冬至定出的。他亲自参加了首次
仪式，并且另外三次去过在他的夏宫甘泉附近为举行这一崇拜而设立的祭祀
地。他的几个继承者在公元前61至前37年去过10次。崇拜的形式适当地祭
祀了日月之神，还包括供献三牲。②
约在公元前31年以后，帝国崇拜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当时这些祭祀
被祭天的仪式所代替。新的祭祀地建在京都，这样皇帝就不必在每次参加仪
式时开始漫长和花钱的行程。新的崇拜形式被用来代替以前活动中特有的多
少是炫耀和奢侈的做法。在与这次重大变化同时出现的讨论中，有人提出，
新形式的崇拜会在王朝家族和天之间形成一个联系纽带；还希望天会作出相
应的反应。周王室的先例被明确地提起；人们还希望，由于这一变化，皇帝
会生一子嗣而使帝系受福。
这个变化伴随着元帝 （公元前49—前33年）和成帝 （公元前33—前7
年）两朝的其他重大发展而出现。这个时期改造派的思想正逐渐压倒武帝时
推行的时新派的政策。当时的迹象之一是削减用于宫廷奢侈品的费用，这是
恰当地被用作结束举行奢华仪式的一个理由。但是，皇帝的崇敬从五帝、后
土和泰一转移到天的过程在公元前31年决没有完全或最后完成。转移的决定
几次引起讨论，结果转移和恢复交替发生。最后，在王莽的影响下，才坚决
决定应该祭天，祭祀应在京都附近的地点举行。从那时 （公元5年）起直到
帝制时代结束，中国的皇帝首先以祭天为己任。
在泰山或其附近举行的封禅献祭中可以看到崇拜重点的类似的变化。①
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圣岳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它曾吸引历代帝王的次数不
多的朝圣。虽然履行的献祭的性质一直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但历史中有关封
禅的记述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推论。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登上泰山时，
他把这次登山作为他为了显示他的文治武功的帝王巡行的一部分行程。
① 《汉书》卷二二，第1052 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612 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
的生死观》，第128 页以下；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67 页以下。
② 关于崇拜后土和泰一的情况，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68 页以下。
① 关于泰山及它的典礼的情况，见《史记》卷六，第242 页；卷二八，第1366、1396 页以下（沙畹：《〈史
记〉译注》第2 卷，第140 页；第3 卷，第430、495 页）；《汉书》卷二五上，第1233 页以下；《后汉
书》 （志）卷七，第3164 页以下；沙畹：《泰山》（巴黎，1910 年），第158 页以下、30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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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后，武帝两次登山（公元前110年和106年），并且采用了
元封的年号以表示纪念。从举行的仪式中的象征可以清楚地看出，祭祀的对
象主要是五帝，特别是黄帝，原因将在下面陈述。
似乎没有提到公元前110和前106年的两次典礼过程中祭天的事。但是
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问他的大臣关于登山和在山顶
崇拜时（公元56年）应遵守的仪式，他被告知，此举将是向上天禀告自己功
业的手段；这样，在天与王朝的世袭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联系纽带。这里我
们看到了一个皇帝应向上天禀告他行使治理天下的职责这种思想的发展。为
了保证祭祀地的准备要按照规定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规模，并有器皿、玉和其
他必需的设备，一切工作必须十分精心。
在举行帝国崇拜时，还可以注意另外两个重要的现象。专家们的想象有
时可能超过了他们知识的准确性，武帝与他们作了郑重的商讨以后，就在泰
山山麓建立了明堂。此举的目的是遵循中国的几个最早的传说，最后采纳的
建筑物的形式吸收了许多宗教和神话的内容。①
武帝在明堂打算证明他的统治正受到神灵的保佑，而他对五帝和泰一的
献祭确定了他心目中的神灵。明堂还用作可把皇帝的权威加给其臣属的庄严
的场所。有种种迹象表明，另一个可能也有宗教职能的建筑物已经初步确定
是辟雍堂的基部，它位于长安的南部，现在已有可能对它进行重建。②
第二，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仪式中，对黄帝 （黄色之神，见以下
《“道”及其衍生思想》节）十分崇敬，此神也许被人格化为古代之黄帝。
武帝显然把他看成是一个能够赐给长生术的中介神仙，因此就在他墓前献
祭。这里看来存在某种动机的混乱，因为有人怀疑，一个被认为取得长生之
术的生命怎么会留下供人们景仰的遗体。在这一次，有的崇拜者可能认为长
生存在于人世以外的境界，而另一些人只是想象长生是肉体生命的延长。武
帝的祭祀和动机也许可以作如下的解释：是由于他近期因三名自封的术士可
悲地未能实现其诺言而感到失望之故。这些诺言包括炼制长生的灵药和使武
帝的一个宠爱的妃子复生。可能对黄帝的祭祀是针对这些失败的反应。③
在牢记其祖先方面，汉代诸帝也花了不少时间和力量。有的皇帝选择让
自己葬在精致豪华的墓中；这样做，部分地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威望，部分地
也许是希望取得像庄严显赫的纪念碑的那种不朽性。有的皇帝则宁愿以朴素
的方式埋葬，以解除黎民的困苦。此外，从汉代初期起，几次下令在京都和
地方兴建纪念某一皇帝的祠庙。
皇帝通常在诸如登基或成年时要作正式的巡幸。为了照管各祠庙和进行
定期的祭祀，国家要保持内有维修人员、僧侣、厨师和乐师的固定编制。随
着时间一代代地消逝，为此目的兴建的祠庙数的增加出乎人们意外，而国库
为之支出的费用也相应地增加。到元帝朝 （公元前49—前33年），地方上
有167座祠庙，长安有176座祠庙处于4。5万名士兵的保护之下，另有1。2
万名专职人员的编制，他们负责以适当方式烹调2。4万种祭品，和参加必要
① 关于明堂的情况，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35 页。
② 关于辟雍堂的遗址和它的重建，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英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
10 页，图30—32 。
③ 关于求长生的问题，见本章《长生和对死者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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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祈祷和演奏。 ①
因此，元帝朝的改造派政治家们力主减少这些仪式和费用是不足为怪
的。到公元前40年前后，约200座祠庙已经中断祭祀仪式，而且祭祀仪式只
用来纪念高帝、文帝和武帝。在后汉，祭祀仪式进一步受到限制，只保留对
两个开国皇帝高帝和光武帝的纪念。看来两个原则发生了矛盾：一是加强皇
室与过去的联系纽带的愿望，一是节省国家开支的需要。
其中可能还有其他动机的另一个节约措施影响了成帝朝的宗教仪式。当
时朝廷下令取消地方总共683个各类祭祀地中的475个地点的崇拜仪式。在
雍地，全部303个（根据另一个材料为203个）祭祀地除15个外也受到相同
的待遇。这些仪式以前曾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有人坚持它们与正确的祭
祀仪式不一致，因此应该取缔。它们曾被不同类型的术士履行过，这些人的
②
情况鲜为人知。 没有材料能说明皇帝们参加过这些礼仪。
但是，另外一些部分地带有宗教性质的仪式则有皇帝参加，皇后偶尔也
参加，而国家的高级官员则肯定要参加；参加是为了取得直接的物质利益。
为标志着一年开始的不同日子作出的复杂的安排包括“傩”（盛大的驱魔仪
式），这在后汉尤其可以得到证明。这项仪式包括一项象征性的摹拟活动，
其中120名青年表演舞蹈，同时一个“方相氏”身穿熊皮，手执武器领头去
驱除宫中的恶魔。漫长而多样的仪式包括念咒语，内容是12个神灵被宣布驱
除了10种邪恶的势力或疫病；不同的记载对这一每年举行仪式的细节的叙述
各不相同。①
有些政府支持的仪式旨在以适当的礼仪欢迎来临的季节；它们被假定会
②
保证在恰当的时候出现所需要的气候变化，从而使年景丰盛。 抱着这个目
的，皇帝与官员们扶犁和为季节的开始举行典礼；皇后或者会首先着手一年
的养蚕工作。在精心布局的、已被解释为牛祭的残存形式的一排泥牛中可以
③
看出，开犁季节的典礼包含着一种可能是很古老的礼仪的内容。从可能是汉
代以后的史料中，我们知道了一种在干旱时节有官员参加的细致的求雨仪
式。这项仪式使用了泥龙，并有动作复杂的舞蹈，舞蹈中有巨龙出现，以表
示参加了仪式；此外，还有不少行使感应魔法的活动和出于理性考虑的迹象，
人们对这些迹象的重视甚于在最初受其他愿望敦促而举行的仪式。④
另一种称之为“候气”的仪式旨在确定那些赋予自然界生命的气在流动
时发生了什么变化。观察和记下这些变化是必要的，这样人的相应的气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