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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3）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可以设想，这个变
化和随之在汉代进行的进一步的文字简化可能部分地由于以下的事实而促
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
速增长的需要。
从技术上讲，秦的改革显然不仅涉及单纯地简化几个字的问题，而且还
涉及改变其他字的基本结构和废除另一批字的问题。总的说来，由单纯象形
部分 （即简单的象形字）组成的字似乎以最小的变化传至后世；由多笔划组
成的字显然更可能大有改变，甚至被完全不同的多笔划组成的字代替。这种
激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
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此外，多达25％的先秦的字出
于种种原因（诸如这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等）而被秦的改革
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①
这项秦代的改革，是汉代逐步发展的进一步简化字体的必不可少的基
础，结果是楷体字从此一直成为通用文字，直到近几十年才让位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
① 杨宽在 《秦始皇》（上海，1956）第176 页中指出，这肯定不是说不加区别地破坏一切堤坝，这样将会
造成水灾，而只是破坏在沿岸建立的防御屏障 （还可以补充，或者破坏那些阻碍在河上自由进行交易的设
施）。
① 关于这些技术细节，见诺埃尔·巴纳德：《在控制情况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献中反映的秦“文字改革”
的性质》，载戴维·罗伊和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181—213 页。承蒙巴纳德博士
在这篇精辟的论文发表前让我拜读，本文作者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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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
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
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法律与经济措施
公元前221年，其主要特征可能是始于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的统一实
施。在前面引用这个法典的大致摘要时，我指出大部分论述的内容是行政事
务而不是刑事。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据说商鞅之法体现了两个主要原则：
（1）对坏事实行连坐，特别在亲属中和在商鞅给百姓划分成五户和十户的单
位中；（2）严刑峻法，严得足以使人民不敢去做坏事。这些原则被《汉书·刑
②
法志》中的言论所证实。 “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即父
母、兄弟、妻和子女，但此词意义有点含糊）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
颠、抽肋、镬烹之刑。”
“凿颠”和“抽肋”的所指不能肯定，因为在历史史料和出土的法律材
料中，都没有见到实际事例，虽然“抽肋”指的是另一种肉刑（见前《胜利
的原因》一节中的《行政因素》）。在各种大辟（死刑）中，最普通的是斩
首（或者曝尸，或者不曝尸于众）。对少数极严重的滔天罪行实施的刑罚除
了镬烹外，还包括诸如腰斩、车裂、凌迟处死（五刑）。应该强调的是，这
些骇人听闻的刑罚决不是秦独有的。例如，车裂于公元前694年在东面的齐
国就有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国还有镬烹的记载。甚至在汉代，在
公元前167年正式取消致残的刑罚后，镬烹和腰斩之刑仍象实行阉割以赎死
罪那样继续偶尔实行。
人们对帝国时期发展经济的措施所知甚少。秦始皇和李斯两人口头上都
支持重农抑商的法家政策。但是除了出土的法律材料中的暗示外，史料很少
提供具体的例子。据未见于《史记》本文、而见于公元4或5世纪一个注释
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
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
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①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
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
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214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
第42—62 页。
① 公元前约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82 页〕），“田租口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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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336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 《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②
秦的改革：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 ‘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至4。83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5 — 6 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1—16 页和第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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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50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3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