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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明前代皇朝的天命究竟是一位有权威的统治者，抑或是一名篡夺者。当
前汉在公元前104年选择土德的时候，它意在符合这样的理论，即某一德之
出现是因为它取代或战胜了前一德之故；这就是上述《吕氏春秋》那一段文
②
字中所讲的五德、或五行和世上政权相为终始的那个次序，可是，后来汉朝
政府所作的决定又是因为它们相信，五德之递相更迭不是由于相克，而是由
于自然相生长。另外，这些决定也隐隐地透露了一种认识，即尽管有公元前
104年的决定，汉之所以兴是由于火德当运。依同理，王莽也说他的新朝是
适应土德的象征，但是他选择同前汉相同的土德而却有大异其趣的理由。前
汉挑选土德，意在显示它战胜了秦王朝。王莽却认为，汉曾以火德兴，故土
德是火德的天然继承者。③
公孙述在选择金德时，显然是他认为，前汉既已享受了土德的庇荫，其
后便自然而然地应该是金德当运。当光武帝选择了火德的时候，他也相信，
它不仅继承了前汉之德，而且也远绍于帝尧，因为后者是他喜欢继承的人物。
汉光武的选择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它对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相生序观点有着
不小的意义。光武帝通过剔除王莽及其采用的土德，就把王莽的新朝打上了
篡夺者政体的烙印，因此王莽的新朝在现世命运的天然顺序上不能占有一席
地位。①
② 见本书前面第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 年水德的采用》。
① 见本书前面第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 章；鲁惟一：
《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 （1979），64；《史
记》卷九六，第2681 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10
卷，第32—33 页 （注）。
②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①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8 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7 页；
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 卷，第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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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与王符的观点
不能指望王充会同意上天有意干预人事，甚至认为上天特别眷顾某一家
一姓来掌权之说。除此而外，以下的主张是符合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即他
辩论说，不管传统的假说和教条怎么讲，没有一种先验的理论会把某一现世
②
政权的命运看成必然次于前朝的命运，或者看成低于从前的黄金时代， 因
此，乍一看来会很奇怪地发现，他不仅提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君
主，而且还指出汉高帝和汉光武也是如此。王充也许在这里仅指当时大家都
在使用的陈词滥调，即他并不认为它有实效，也没有加以肯定的这种说法。
这种解释也可以用于王充另一段关于汉高帝的命运和关于适于取得君权
③
的文字上。在其他文字中，王充谈到了或者适合于文的、或是适合于武的高
级职位的个人才能。但是他提醒读者们注意，不管这种才能能否取得成功，
①
但其杰出之处也完全靠的是命运。 从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命”
（destiny）；他似乎没有用“天命”（Mndte of Heven）的字样。
王符是从一位旁观者清的地位批评时政的，由于他个人没有卷入国务活
动之中，所以他避开了官吏生活的牢笼和约束。对于皇权运行的方式，他发
表了很辛辣的意见。他不大相信世袭制度；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会产生能拥有
足够的道德品质、决断心理和治理能力的任职者。他举出某些人为例子，认
为他们并未依靠继承权而取得了声誉和成就；也有一些例子是某些人的显赫
只靠出身好而最后一事无成。②
② 《论衡》十九（《宣汉》与《恢国》），第817 页以下、826 页以下 （福克译：《论衡》〔上海、伦敦
和莱比锡，1907 和1911 年〕第2 卷，第192 页以下、201 页以下）。
③ 《论衡》三（《偶会》），第99 页 （福克译：《论衡》第2 卷，第8 页）。
① 《论衡》一（《命禄》），第21 页 （福克译：《论衡》第1 卷，第146 页）。
② 《潜夫论》一（《论荣》），第32 页及以下。关于王符另外一些论君权的观点，见本书下面第15 章《王
符：道德价值、社会正义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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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
尽管王充的心中尚有各种疑问，也尽管王符观察到各种缺点，秦汉所创
立的帝制政府却带着它作为政治权力的自然结构的许多特点，一直延续到了
20世纪。这种结构是在许多极其不同的原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决非仅
仅来源于正统的哲学和像儒家所笼统地谈到的那种统治型式。这是一件怪
事，即帝制之取得胜利及其连绵不绝的传授下来，其部分原因却是起源于两
个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加以诋毁的短命的政权，此即秦始皇的政权和王莽的政
权。因为据说秦王朝粗暴地坚持公民要服从，知识分子要循规蹈矩，社会要
有纪律，而这些东西已经经常成为秦国政府行政的主要部分；而后世的朝代
如果不乞灵于在王莽时代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类宗教的和文化的支持，便
无法宣告自己有权进行统治。
从后汉起，没有一个逐鹿大宝的人敢于蔑视天命的原则，而多少世纪以
来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坚持这种观点：皇帝及其一家一姓正在五德终始之运中
占据着应有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由于王朝历史的复杂性，必须注意到
有几个政权同时共存的局面，并且要决定谁是其中的正统。由于这种原因，
历史学家和宣传鼓动者都认为必须搞出一套关于正统的理论来。宋代某些最
优秀的文人学士都曾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并且要使人世的
政府同存在 （being）的主要理论协调一致起来。①
① 关于“正统”问题，可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1977）。又见本书前面第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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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宝座的尊崇
在刘氏王室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制定了许多礼仪来提高皇帝的地位和尊
②
崇。如前面几章所述，从前汉立国之初起便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表现为占有
帝王宝座或是受到了挑战，或是被人控制。不管这种事件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必须记住，是在这里，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中比在别的地方几乎
肯定地更充满了偏见——历史学家们所记述的都是天衣无缝地经过规定和授
权的正式的礼仪和步骤，所以它们的有效性是不可能轻易地启人疑虑的。③
从面对着潜在的反对派的汉文帝即位 （公元前180年）起，直到汉献帝
的被废黜（公元220年）时止，皇帝的登极、被废或自动引退，都被形容为
尊崇和庄严的大事。皇帝的继位是由于当时显要的政治家和官吏们参议的结
果。凡挑选来准备御宇的候选人在最后听从官员们要他登上帝位的明确意志
以前，都要宣示于众，庄严地表示他没有能力临御，或者在道德修养上有缺
点。这种谦让的表示已变成了公式套话；有时甚至要谦让再三，极尽礼貌之
能事，然后才打消谦辞之意。
与此同时，那些可能亲身经历皇帝登极以实现其雄心的国家大臣们就应
该排在百官的前头，一丝不苟地按照该大典的礼仪行事。在废黜某君或者直
接邀请皇室某人为君这种罕见的情况下，决定是由所有大臣联署的文件或表
①
奏来表达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便是要改换皇帝所持的理由。有时也有迹象表
明，所涉及的诸多原则有互相抵触之处，或者因不同候选人的利害冲突而可
能被他们营谋私利地加以利用。汉昭帝死的时候（公元前74年），有人认为
②
不足以保证长子能继承帝位；在有些情况下，兄长可以被其弟所取代。公元
前8年又出现了亲等关系的问题，因为那时必须在皇帝的异母弟和胞侄之间
决定一个谁是最合适的人选。③
在皇帝去世的时候有时会出现体制上的困难，或者在继承权发生疑难时
也会出现这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没有能够决定国务的天子。如果需要
建立一种被认可的权力来决定国政的话，皇太后可以充当这个角色。早期的
一个事例发生于公元前74年，它的程序像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闹剧，目的在使
当时政治家们的决定合法化。皇太后只有15岁，她要庄严地予以批准的帝位
候选人是不幸的刘贺。但是，还是由于这位皇太后的权力，20天以后刘贺又
被废黜，而刘病已——即后来的汉宣帝——被应召即皇帝位时年仅18岁。①
在后汉时期，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