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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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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见前《公元3 世纪哲学的振兴》和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⑤  “数十百倍”,见《隋书》卷三五,第1099 页。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② 见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京都,1967),第45—46 页。 

… Page 579…

  大兴国寺遍建于45州,以负责国家交给的宗教法事任务。皇帝仿效“转轮王” 
  ③而自称为普世之君;转轮王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传说中的阿育王。为了效法转 
  轮王,隋文帝在平定南方之后有三次(公元601、602和604年)分舍利,并 
  为藏舍利而修建了庄严的佛塔。但他只建了111座佛塔,而阿育王据说在一 
   日之间就建造了84000座佛塔。 
        中国南方直到公元589年才完全平定,隋王朝在那里最初遇到了猛烈的 
  抵抗,因为它被视为外夷,正象曾经受到几代逃亡者所斥责的早期北朝那样。 
  佛教教会的领袖们被隋王朝的支持者所取代,因为佛教僧徒卷入了叛乱;对 
                                                                                        ④ 
  他们的财物也毫不客气。那时南方的佛教高僧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隋文 
  帝的长子杨广——即未来的隋炀帝(公元605—617年在位)——对他礼貌有 
  加。杨广娶了一位南方的公主;590年他当上了扬州总管,事实上就是整个 
  中国东南部的总督。我们现在拥有这位赫赫人物和可尊敬的和尚之间的通 
  信,知道智本人很有保留态度,但最后还是去建康给这位皇子受了菩萨戒。 
  他后来便隐居到江西的庐山;公元593到595年他再度到建康,此后便返回 
  他在天台山 (浙江)的隐居处。598年初在这里圆寂。 
        从教义方面来看,隋代的两位佛教伟大人物是吉藏和智;他们都是南 
  方人。吉藏(公元549—623年)出生于建康,但其家庭的先世却是出自伊朗 
                                                                             ① 
    (安息:Arsak),通过(安南)东京和广州流寓到了中国。他在南朝的陈 
  王朝(公元557—589年)开始他的佛教徒生涯,隋军南下时他逃往会稽(浙 
  江),住嘉祥寺中;他在这里获得了“嘉祥大师”称号,并且跟智有往来。 
  隋炀帝登极(605年)以后,先召吉藏到建康就职,后又召他到长安就职; 
  唐朝初年他就在长安去世。 
                                                                             ② 
        吉藏长于研习中观学派,被认为是三论宗集大成的大师。我们得益于他 
  对这些论的注释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比起僧肇来,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印度真 
  正的教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还有一篇《二谛义》的文章。其中俗谛 
  和真谛之分仍然吸收了中国古老的“有”和“无”的思想;俗谛和真谛之分 
  是一个透光孔,中观学派即借此来解决它的矛盾。佛教的印度化在隋代还没 
                                                                  ③ 
  有走得那么远。那个时期在长安和洛阳的少数翻译家在中国译本的梵文经典 
  中并没有增添什么重要的东西。 
        智 (又名“智者大师”)在公元538年生于今天的河南省,是一个地 
                         ④ 
  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是南朝梁 (公元502—556年)的一位官员的儿子;他 
  的父亲在建康于554年遭西魏劫掠时被杀。智在青年时代云游北方时成了 
                                              ① 
  慧思(公元515—577年)的弟子,从他学习 《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 
  密多经》和《大般涅槃经》;这些经文影响了他往后的思想。在南朝的陈王 

③ 此即梵文Ckrvrti…rāj 。 
④ 见下文。 
① 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357—369 页;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 卷,第 

294—299 页。 
②  “三论宗”:见前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③ 其中有来自犍陀罗的阇那崛多 (公元523—600 年);来自南印度的达摩笈多 (卒于619 年);来自乌耆 

延那 (在犍陀罗之北,今西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的那黎提拏耶舍和毗尼多流支等人。 
④ 见赫尔维茨:《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凯撒译文》;智凯卒于公元598 年初。 
① 见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 Page 580…

  朝时期的公元567年,智住在建康,575年他再从这里前往天台山。这里 
                                                                             ② 
  是古代道家的栖隐地,位于今浙江省内宁波之北,高3000英尺以上。 智 
  或许是害怕北周王朝的灭佛运动也会在同一年 (公元575年)最终要波及到 
  南方。但是10年以后(585年)他被召往建康,在陈王朝宫廷里讲法,并与 
  朝廷的大人先生们比肩而坐,跟他们搞“清谈”,就这样以佛教思潮的方式 
  参与了中国南方文人学士中间的活动。在隋军于 587年南下时他逃离了建 
  康,但是在他们的坚持下,他不得不于591年重返建康,后来才回到天台, 
  卒于598年。 
       智的思想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他开了后来许多世纪宗教调和论的先 
  河。他的思想不再是从前时代那种合释、道为一的哲学综合论,虽然我们在 
  他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道教的某些内容,而宁可认为是关于印度教义的哲 
  学综合论,因为印度哲学在那时已被人们了解得更深入了。他进行了“教判” 
  工作,这种工作部分地是年代学的(这种历史上的关心是中国人所喜爱的), 
  部分地则纯粹是教义上的。他企图在教判工作中首先说明“五时”,即据认 
  为是佛祖证道的时间。这五时依其顺序为“华严时”(Avatamsaka);“小 
  乘(鹿苑)时”(Mrgadavatā);“方等时”(vaipulya,大乘);“般若 
  时”(Praj■āPārami);“法华时(Sadharmapu■ar■ka)以及最后的“法 
  华湼槃时” (MahāParinirvāa…sūtra。其次他想阐明“八教”,它们又分属 
  两小组: 
       1。化法四教:即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 
       2。化仪四教:即顿教;渐教;秘密教;显教。 
       这种判教分类法是借助于枚举数字的图推导出来的,是中国人所喜欢 
  的,但它的最终产品是中印合璧的解经学的一种殊难理解的大杂烩。智的 
  一句名言就是说“一念三千”;此即和旧的道家辩证法所教导的那种一与多 
  的一致,绝对与经验的一致;但它在思想上的突出之点却是地地道道的佛教 
  思想。这句话出现在智的主要著作中,它讲的是控制思想的方法,一用“止” 
   (梵文为■amatha)法,一用“观”(梵文为vipa■yana)法——这有些象 
  我们西方神秘论中的via Purgativa和via illuminativa。这一著作名《摩 
  诃止观》,“摩诃”为梵文mahā(大)的音译;另有一个“小”止观。天台 
  宗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复存在,但它一直在日本继续流布,且有所发展,当 
  然它的形式是经过相当的修改的。 

② 关于天台山和智凯,见马伯乐:《浙江考古队考古简报》,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 14  ∶8 (1914), 

第58 页以下。 

… Page 581…

                                  第16章 跋 

       第16章所讲汉唐之间中国哲学和宗教发展的研究是戴密微(公元1894 
  —1979年)晚年主要著作之一,这项研究工作从沙畹和伯希和时代开始一直 
  进行到晚近巴黎中国宗教研究的极盛时期。这里所显示的知识的广博在戴密 
  微的学术工作中是有典型意义的,虽然它写于70年代初期,但这一章在10 
  年以后仍然能作为杰出地总结这个时期知识史的代表作。 
       可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对于这一章讨论题目的某些方面的理解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有些改变。了不起的是,戴密微关于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与中 
  国哲学传统(在这个题目上他是当然的权威)的关系的研究不需要再作任何 
  重大的修改,虽然我们现在显然已经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致使有朝一日会 
  给我们一幅图景,即佛教不仅为少数有哲学爱好的人们所理解,而且也能被 
                                                  ① 
  许多不太关心微言大义的教义的人们所理解。就道教来说,早已有必要对戴 
  密微的一些说法进行进一步的评论了。 
       由于我们对道教理解的迅速进步,由此产生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使人们越 
  来越自觉地意识到如何贴道教标签的问题。在今天80年代的初期,学者们比 
  以往更有戒心地分给这种标签,特别是自从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从历史上 
  说,虽然中国人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未必总是准确地使用这个名词术语,但他 
  们却比许多近代的西方中国学家们更能清楚地知道谁是道教人物,谁不是。 
  特别是,戴密微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正对已被汉代分类为“道家”的古代典籍 
  进行重新解释。由于这种解释 (上面已表述为《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 
  标志着完全脱离了——甚至完全改变了——早先某些人对这些典籍的理解, 
  同时还有另外一些注释家仍在继续奉行汉代的故实,所以很难把这个时期的 
  东西看做是任何一种知识传统的财产。勿宁说,不管某位思想家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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