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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汉的第一个世纪，两部正史经常包括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
虽然没有处处都提供《史记》和《汉书》的出处，但书中提供足够的讯息使
读者能去参考两部正史中的每一种。如果某一卷已经出有译文，编者们举出
译文所用的史料来源（例如，参考材料一般提《汉书》卷二四和斯旺的译文，
而不引《史记》卷三十）。此外，有时优先用《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
先，《汉书》中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中相应的卷更加完整和明确
（例如，《汉书》的卷六一和卷九六比《史记》的卷一二三用起来更顺手一
些。）其次，由于《史记》的记述结束于公元前100年以后不久，集中使用
《汉书》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一个贯穿于整个前汉的题目就可以根据同一种
史料进行研究 （如《汉书》卷十三至十九的世系表）。
上面所指的正史是近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虽然编者们意识到
常常可以优先使用注释更加丰富的版本（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
但他们相信，读者们参考这些标点本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由此进
一步参考象泷川龟太郎或王先谦等人的校勘本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后汉书》
的卷数为标点本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的卷数。《续汉志》的卷数另注
以“志”的字样，以示区别。
除了秦汉史某些方面的专著外，还有大量论述秦汉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论
文。由于试图列出所有这些著作的全面的书目过分麻烦，本卷参考书目所列
的著作和论文仅限于各该章脚注中所引的图书和论文。
鸣谢
我们编者乐于借此机会向本书的几位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进行了亲
密和严谨的合作并耐心地等待他们劳动的最后成果。编者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编者们还要感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的
善意帮助，他仔细地阅读了本卷的前半部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已经在文中采
纳的改进意见。编者们还希望对下列几位助手表示最热诚的谢意。如果没有
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会完成：史蒂夫·琼斯编制了译名对照索引；基思·黑
兹尔顿和斯科特·皮尔斯进行了最后的编辑和为印刷进行电脑排版。
编者们还要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百事可乐基金会和小罗伯特·博林
先生等方面的慷慨——他 （它）们的研究捐款和赠送，再加上普林斯顿大学
慷慨的支持，使本卷的出版成为可能。编者们还要感谢乔治·艾伦和昂温出
版社，因为它允许引用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中的内容 （第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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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 86和150等页）。
崔瑞德
鲁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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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
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
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至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
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
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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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 《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15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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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序
这部 《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
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
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
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
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
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
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
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
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
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
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
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
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
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
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
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