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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