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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过，又有了第五阶段的迹象。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仍然居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这就可能导致生产新型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将被引向何方，在今天尚难预测。此外，他们的核政策以取得少量大型武器的原则为基础，这比美国建立大量小型武器系统，因而花钱明显较多的政策要高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中子弹的生产，我们将会在威慑战略的领域中看到新的发展。
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基辛格。他们把威慑战略的重点放在盾牌部队的增强上。这种理论是说，既然战略性核战争所固有的危险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威慑政策就应改为以直接保护受威胁的地区为基础，必要时可以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种思想代表一种倒退的趋向，从空中战略又回到具有较悠久的历史的陆上战略。这种思想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如能证明其有效，则它对于世界军事平衡的重建大有帮助。
对战后15年发展过程的匆勿一瞥，产生了下面一些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出现的局势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一种防御体系都只有暂时的效力。装备和战术现在每隔5年就要更新一次，而过去从一次战争结束到下一次战争才会更新。花费那样巨大的财富，而所换得的安全却靠不住，看来这是很不上算的。结果总有一天不是打仗，就是经济破产，或者是就限制军备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和平是很难维持的。
还要说明的是，苏联在爬威慑的楼梯时，由于其出色的努力，几乎已经获得成功；而美国曾经两次占有相当的优势（一次在第一阶段，又一次在第二阶段），但它不曾加以充分的利用。这就表明，尽管争夺是激烈的，但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立即受到惩罚。苏联的举措也许比美国强硬毒辣，但除非它能确信某种优势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是不敢把这种优势作太大的扩张的。如此谨慎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不确定因素存在，一般说来，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处的地位是怎样。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