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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
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
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
“当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些过分
的做法，对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限制过多过死，想一下把他们消灭掉，把朋
友误当敌人。天津刚解放，工商界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及小商小贩，
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有的听信反动的宣传，他们很害怕，一怕没收他
们的财产，二怕像在解放区斗地主一样斗他们。于是这些人人心惶惶，哪有
心思做买卖，弄得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速上涨。一些工厂停工待料，部分
工人已经失业，许多工人面临失业。劳资关系很紧张。甚至有些人想抽出资
金逃往香港。这对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很不利。而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
生产正是我们接管城市以后的中心任务。所以我的多次讲话都是围绕这个中
心讲的。
“我讲过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对他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
斗争。也讲过只联合不斗争，就要犯右倾错误；只斗争不联合，就要犯‘左’
倾错误。还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问题。我给干部讲，那些长期搞工商业
的人有经营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去
搞经营和管理工作。
“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
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
看到大家惊讶和不解的样子，光美同志说：“现在年轻人一听要发展资
本主义，就说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了解到讲活时的历史背景，就不
难理解了。那时，我们党还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允许雇工。我们的经济政
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话说：“这
是毛主席提出的16 字方针。”）我还记得少奇同志对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说，
你们不仅要赶快恢复生产，还要发展生产。还鼓励他们多办工厂，办一个好，
办两三个更好，如果说剥削有罪，他们一个工厂也不会开办了。”
少奇同志接着说：“表达不够恰当的话，我早在1954 年就作了自我批评。
我在天津的讲话，在其它一些城市也传达了，并没有造成坏的影响，也并没
有因为我的讲话，使天津的形势变坏，而是好起来了。好在这事情都不难弄
清楚。”
在被问到光美同志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问题时，少奇同志说：“那天，
中央几个领导同志在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
好。毛主席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少奇同志的司机站起来说，是
我从大会堂回来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会堂讲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
经验可以推广。毛主席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桃园经验在当时
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后来我说过，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囚清的发言权。因为当时中央有
个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领导同志都要参加一期四清。我强调一下这个问
题，目的是想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后来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话有意见。
我想是我讲得绝对了
一些。”
问：“大字报上说林彪在东北期间，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
这样？”
答：“有支持不够的时候，不能说不支持。林彪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
不是同我个人的关系。不论表扬他还是批评他，都是由中央书记处集体讨论
决定的。对他有些批评也是正常的。总不能支持错误的东西吧。对他在东北
期间工作的评价，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晓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理解。
问：“大字报上说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投降主义？”
答：“抗战胜利后， 1946 年1 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又
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在1 月1O 日我
党的停战会上，就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2 月1 日，我根据中央讨论
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
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提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同在此之前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
的，没有原则区别。后来只有高岗攻击过这个提法，毛主席批驳了他。”
问：“大字报上说，在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你只提出
做马列的好学生，既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说你是
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这和毛
主席在大字报中批评的1962 年的‘左’倾错误有关吗？”
少奇同志回答说：“关于1962 年发表那篇文章的一些过程，外面的人不
知道。还是在1960 年毛主席就曾建议编辑出版我的选集。当时我不同意。我
说除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我建议可以编辑
出版中共中央文集。这种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
话和文章。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提出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为此，中央书记处
还作了决定，又组织了编辑小组，我只好同意。”他说到这里转过头来问我：
“这事你知道吧？”
我答：“知道。”
“我们在湖南蹲点时，编辑小组的同志还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选目
问题。”光美同志插了一句。
我补充说：“机要室档案处的一个同志也去了，他是编辑小组的工作人
员。”
光美同志又说：“当时少奇同志表示，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不把
精力集中在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上，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稿件。”
少奇同志说：“这件事一直拖到1962 年。他们说可以先发表《论共产党
员的修养》一篇，先是编辑小组的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也作了一些修改，
中央书记处也同意了。”（我插话说：“是在北戴河修改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1939 年写成的。即使修改，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
景，去加一些当时还没有出现的事。”少奇同志继续说。
“你犯了错误。人家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另眼看待了。”一位同志神
情沮丧地说。
少奇同志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理解，我犯了错误，你们感到很突
然。我也没想到这次派工作组会犯路线错误，你们不要紧张，没有你们的事。
别人另眼看待，甚至歧视你们，我看这是个暂时现象。”
说到这里他提议说：“今天我们休会好不好？”
大家看到他很疲劳的样子，都同意休会。
会后，我们把记录整理一下，起了个题目：刘少奇同志的答辩。然后写
在几十张纸上贴了出去。但很快被撕了，并贴上了批驳我们的大字报，说我
们被刘少奇利用了，是为刘少奇放毒。
因为有的造反派已把少奇同志当作敌人了，所以在批斗会上不论少奇同
志说什么，都不被接受，不是说他狡辩，就是说他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
部。有一次，造反派还念了毛主席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
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会后，光美同志痛心地说：“我们不能说话了，说谁不好，谁就成了好
人，说谁好，反而害了人家。既然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还质问我们干什么？”
关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我是知道的。从1961 年到1962 年
期间，康生曾多次到少奇同志处谈论此事。而且每次见了我们都是不厌其烦
他讲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如何如何重要，少奇同志对中国党的建设的贡献如
何如何大，说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拖到现在，编辑小组的同志很着急，
等等。但在“文革”中，康生却对造反派说：毛主席要我主持编辑出版刘少
奇的选集，可选来选去却没有使我满意的，我很失望，一直对这个工作抱消
极态度，所以拖了好几年。。康生还造谣说：我在钓鱼台主持写一至九评文
章时，刘少奇对我的送审槁采取消极态度，总是拖拖拉拉，催几次也不退给
我。
据我所知，少奇同志对他的稿件无论阅读和修改都是很认真的，根本不
存在拖拖拉拉的问题。为把少奇同志置于死地，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像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康生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风使舵、阴险奸诈的投机分子，虽然
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在“文革”中的“卓越”表演，却给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封匿名信
1966 年12 月中旬，中南海的造反派在怀仁堂对面贴出一张大字报，说：
“江青在清华大学给造反派讲了，刘少奇的错误性质已经定了，他是三反分
子。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处理快了怕老百姓的思想一下转不过来，需
要一步一步进行。”果然，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煽动几千名学生
上街游行，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紧接着，林彪、江青又策划了全
国各地的游行。至此，“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响彻了全国。在刘少奇名字上
打上×或把名字颠倒过来的大字报出现在中南海里，表示刘少奇的错误已经
定性了。
自从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一些群众冒着危险给我们来
信，表示对少奇同志的同情和关心，也表示了对“文革”的强烈不满：“毛
主席被奸臣包围了”；“千古奇冤、民族大难”；“我们对您非常同情，您
不理解，我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