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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总统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
欢迎和热情接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和感谢。”
4 月19 日，刘少奇、陈毅一行结束了对亚洲3 国的访问，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 年5 月4 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
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 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
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
70 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
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
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
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
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 月19 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
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
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
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
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
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
情：
3 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
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
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
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 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
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
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 月9 日至12 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
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
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
判《二月提纲》。
4 月16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
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
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
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
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
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
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
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
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
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早在1965 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
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 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 月4 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
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
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 月4 日时钟敲响10 点的时候，与
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
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
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
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
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
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 月5 日至7 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 次，分别由康生、陈
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 日下午开讲，
一个半天不够，6 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
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
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
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
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
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
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
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 月14
日至30 日的17 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
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
片拥护声。
5 月16 日上午10 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
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
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
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
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
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
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
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
《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
特别深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
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
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
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
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
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
惊了。
林彪从5 月18 日上午10 点讲到午后1 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
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
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
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