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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罢官”讲话，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罢官”，提出要“罢一批人的官，升
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
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
的又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
同志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江青、陈伯达等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
会，发表演讲，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
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 月18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声鼎沸，配上五色杂陈的彩旗、标语牌，确实盛况空
前。
大会上午7 点半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
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
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
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
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 月18 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
散、奔腾。青年学生已是一片狂热，成千上万的群众也莫名其妙地卷进了“文
化大革命”的旋涡，身不由己地跟着疯转。林彪有一句话：“要弄得翻天覆
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
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话确实不过分。
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正上中学的平平、源源、亭亭3 个孩
子也成了红卫兵，有的跟着抄了一回家。孩子们以为这是参加了“革命行动”，
十分兴奋，回到家里还在兴致勃勃地议论。
别人的事管不了了，但对自己的儿女不能不管，要对他们负责。刘少奇
听孩子们说到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还要去抄家时，当即阻止道：“不要去！”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儿女们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
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
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
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
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孩子们虽然已经风闻刘少奇犯了错误，但他们心目中的父亲仍是崇高
的、权威的。他们似乎懂得了宪法的神圣，从此不再去参加抄家。
刘少奇对这种不要法制和秩序，鼓动不诸世事的学生娃娃胡闹的做法实
在不理解，但他无能为力。他已经得到通知，9 月份召开北京各工作组领导
干部会议，要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检查。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写检讨。
他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着重检查在派工作组等
问题上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他写道：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
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
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
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
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
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
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
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
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
气。。9 月10 日前后，检讨终于写成了。刘少奇让秘书把检讨稿送
呈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快有了回话。他给刘少奇写来一封短信：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
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
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当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给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
来写信：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
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
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
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
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周恩来也很快照办了。可是，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取
消，改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随着移到工作会议
上去作。
10 月9 日下午3 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中共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但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积极贯彻的很少，多数消极应付，
不少人用各种方式抵制。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很是恼火，毛泽东也不
满意。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解决这种两头热、中间顶的
局面。
经过几天小组讨论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 月16 日在会上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报告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刘少
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场之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操纵下，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自10 月6 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 万
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
张春桥亲临讲话之后，北京的各个大学又一次骚动起来。许多工作组成员被
揪被斗，抢广播站、冲击机关、围攻批斗等野蛮行动又一次在各学校流行。
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也开始在一些校园和大街上出现了，清华
大学的造反派还采取许多手法企图把王光美揪到学校批斗。这些动向明显是
对陈伯达报告的呼应。
10 月23 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分别读了他们的检讨。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一个汇报会。各小组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
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然后，毛泽东讲话：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
的《阿Q 正传》看一看。
为什么要学生们看《阿Q 正传》？意思是要他们不要学鲁迅笔下的那个
假洋鬼子，不准别人革命。毛泽东和颜悦色地继续说下去：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
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在一旁听讲的康生突然有意插话说：“八大的报告当中就有取消阶级斗
争的思想，刘、邓两个人的报告中都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们两人
负责。”康生讨了个没趣，不吭声了。
10 月25 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大会。议程比较简单，就是
毛泽东、林彪讲话。
林彪先讲。他在讲话中也指名批判“刘邓路线”，说：“中央有几个领
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
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的讲话同林彪、陈伯达的调子不一样，显得和缓多了，并且认为
中央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他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
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
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
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
有原因。”
周恩来、陶铸也在为制止群众的过火行为费尽心力。10 月12 日，周恩
来断然拒绝了清华大学红卫兵要王光美到学校接受批判的要求。 10 月19
日，他回答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说：“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
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贴到天安
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
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11 月2 日，新当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明确要求把中央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