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①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滥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官吏们“既畏刁民，又晨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酌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一。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联洞察”。
☆★☆★☆★☆★
①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十高度腐化的环境“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惯糊涂”的苛责。《清实录》，第751卷第6页（1766年）。
☆★☆★☆★☆★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1768年官员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①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
①仍然存在的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弘历对于汉文化的“真实”看法究竟是什么？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是汉文诗词的多产作家（不管这些诗词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笔），是浙江式亭台楼阁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的庇护人。难道对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齿到这种地步的，就是这同一个弘历吗？也许，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切归咎于他的虚伪。但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此。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已“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弘历“实际上”是某种人，却假装以另一种人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由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两种身份已混合到一起，并已经被吸收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呢？当然，因应形势的需要，他仍可以从策略考虑出发由使用一种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
☆★☆★☆★☆★
第四章罪的界定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向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它的轮廓设计颇具匠心，未留下丝毫人工斧凿的痕迹。位于满洲的这一小小的江南胜景，由弘历的祖父康熙皇帝于1702年开始建设，并经弘历之手大大扩展而成。在承德度过夏天的几个月，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北京城恼人的酷热。通过到这里来避暑，皇帝也将满洲贵族们带回到了自己的旧日家园，召唤他们重上战马，统率他们以当年的粗犷形式从事大规模的狩猎与操练活动。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但在这通向北方草原森林的大们口，上层政治活动仍在进行。来自亚洲内陆各藩属的王公酋长在这里拜见大清皇帝，重申他们对大清帝国的依附。还是在这里，弘历大事铺张地对于亚洲内陆的喇嘛教信仰予以赞助，而这对于大清帝国控制蒙古与西藏是至关重要的。为对喇嘛们示好，弘历在这里修建了西藏风格的宏伟寺庙。当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弘历已开始建造那座以拉萨布达拉官为原型的庞大宫殿，以备两年后中亚各国王公酋长来此庆祝他六十寿辰时的朝拜活动之需。这个大清帝国奇特的夏都，这个集满族阳刚气概、江南矫揉风格以及中亚外交活动为一体的合成物，距北京城只有四百里；两天的时间，便足以让一位信使将留守北京的军机处的报告送达承德，再将皇帝的诏谕带回北京。大清帝国的种种公务仍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源于南方的罪恶
这一年，正当朝廷的夏季活动将要开始之际，弘历收到了几份机密情报。关于他究竟是如何发现山东的情势的，在7月25日的那份上谕（他就是在其中首次提到山东的案子的）模糊混沌的开头中，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起来。这一上谕，是由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起草，并下达给浙江、江苏（包括地涵三省的两江总督）及山东省的官员的。上谕中写道：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辨、衣襟等物，稽垫桥椿，以为厌胜之用者，流传井厦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孥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孥一二，严加惩治，以僦其余。并须不动声色，妥协查办，不得任听胥彼人等，从中借端滋事，致暴闾阎。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文件。读了它，我们对于皇帝陛下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仍然不甚了了。尽管他认为种种路途流言“甚为荒诞”，但他仍然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那么，他是否相信真是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呢？不管他可能相信些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亦即在他的脑子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恐慌这一因素。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煽惑”。因此，官员们不仅需要对流言的散布者予以弹压，更需要在这样做时不使百姓受到惊吓。这个文件的最后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把普通百姓关于妖术的说法中有关“建桥座”与“割发辫”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不管弘历在南方的消息来源是谁，那人是听说过德清石匠与肖山和尚的故事的同时，这也是大清帝国第一份将妖术与削发问题联系起来的文件。
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妄全有关。正如同弘历有着从山东获得信息的途径一样，山东巡抚富尼汉看来也有着从朝廷获得信息的渠道。就在弘历批准关于妖术案首份上谕的前一天，即7月24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这看来不大可能仅仅是出于巧合。更有可能的是，这份奏折是一份争取先机的报告。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要使地方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