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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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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斯巴克的女秘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女秘书,至少,不曾有过私人秘书,因此,这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朋友的这个所谓女助手只不过是刽子手的一个同谋罢了。
  我竭力装得十分认真,继续说:“你能否告诉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两点钟来看他……
  谢谢你转告他,这是关系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办。”
  然后,话筒挂上了。
  我承认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对待盖世太保并不总是绣花才行。但也不要一概而论。往往,最简单的圈套却收效最大。总言之,我的牵制行动在这一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午两点钟,潘维茨带着他的突击队包围了博乔莱街那幢楼。这个时候,在布尔·拉·雷尼,勒德曼律师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宫养老院附近,居然截住了科瓦尔斯基。我们走了运。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为了庆祝,斯巴克想到家里找几瓶好酒。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佣人梅兰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兰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全措施:要是她在电话里称呼他“亲爱的先生”,那就是说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来,不会发生危险。如果相反,她只称呼他“先生”,那就意味着有危险。
  于是,斯巴克拿下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梅兰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话,并不停地一再说:  “先生,先生……”然后大叫道;“我要给他说的就是这些吗? ”
  如果,尽管这样,斯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那就真是叫人绝望了。就在这时候,电话给粗暴地打断了。暴跳如雷的盖世太保特务扑到梅兰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这一天,《巴黎晚报》上刊登了这则小广告:“埃德加,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
  但是,潘维茨等于在沙漠里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别动队受困
  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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