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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信后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辞：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对此他本人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梁思成的学术良知曾让他强捺国仇家恨，谏止美军轰炸日本古都奈良，保住了唐初东渡扶桑的高僧鉴真主持设计的唐招提寺等大量日本国宝级建筑群；其学术良知也顺延到1949年以后，那时新政府对北京古城改造正亟待进行，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的教授，他和林徽因面对的却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而且瞎指挥的局面。“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梁思成语），而这个烦恼是无计可消除的。他们奔走呼吁，郑重建议北京市政府保留古城墙古门楼，指出一旦将它们毁弃，便永难恢复原貌。梁思成还别出心裁，设计出一套将古城墙改造为公园的可行性方案，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一次，林徽因出席文化部的酒宴，巧恰与清华大学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桌，她竟然抹下面子，当众指责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吴晗保护古城墙不力，弄得对方尴尬不已。
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才不过五十一岁，她似乎有先见之明，逃过了身后的两次大劫（“反右”和“文革”）。人间何世，这竟然要算作她无上的幸运！林徽因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言语十分直率。有一次，她见某生的素描画得不成形，评语脱口而出：“这简直不是人画的！”气得该生立马就转了系。这样的火爆性子，她岂肯在人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又岂能在乱世韬光养晦、草间偷活？再说，林徽因的病体也经受不起疾风暴雨的摧残，何况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自己热爱的古建筑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推倒拆毁，尸骨无存；看着梁思成被迫表态，竟写出“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这样的歪诗；看着他头顶官方强加的“复古主义”的罪名，在大批判会上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痛加贬低，贬低到一文不值；更痛心的是，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字被划上一把大大的红叉。回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写道：“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我想，假若林徽因活着，她是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祸，林徽因怎能默尔而息？又怎能不默尔而息？！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庄子更像是一位言必有中的大预言家，光是他的那句“寿则多辱”
两千多年来就不幸而言中了几十亿几百亿人的命运，你说可悲不可悲！
“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这话很多人都不能说，也没资格说。梁思成先生曾亲手为妻子设计了一方朴素而简洁的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也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敲掉了，原貌至今仍未恢复。想来真可悲，一位曾参与设计过共和国国徽的学者，死后竟遭到这样的恶待，谁能相信呢？那块受损的墓碑至今还触目惊心地摆在那儿，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沉默坚不可破。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这里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很显然，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林徽因死后，金岳霖即与梁从诫（林徽因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1983年，八十八岁的金岳霖接受陈宇的采访，他回忆起那场二十八年前的追悼会，依然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陈宇在《金岳霖泪眼迷离忆徽因》一文中还讲了一则轶事：“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才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欷。”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当陈宇希望金教授能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写篇序言时，老人沉吟良久，回答出人意料：“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翌年，金岳霖驾鹤西归，在天堂里，他与林徽因还能执手相认吗？
人间曾有过爱的奇景，你不妨将它视为海市蜃楼，但那虹影之美反而更加真切，忘记它，你需要特殊的本领。
到了二十世纪末，有一部名为《人间四月天》的电视连续剧在荧屏上拼尽吃奶的劲演绎了徐志摩（黄磊饰）与三位女性——张幼仪（刘若英饰）、林徽因（周迅饰）、陆小曼（伊能静饰）——的情感纠葛。若严格地评价，这四位演员的表演都不及格，那种用错了佐料调制出来的“诗意”教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文化气质上的差距太大，内行一眼就能识出人物是油，演员是水，两者全不相溶。周迅的样子够单纯够清灵了，无奈过于平面，与林徽因既缺乏形似更缺乏神似之处。周迅刻意把一位受过双重文化洗礼的早慧的大家闺秀演成娇态可掬的小家碧玉，已用光了最后一滴文化积累，谁还忍心厚责于她？这部电视连续剧竭尽所能将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意思、最具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演绎得异常唐突滑稽，正现出了当今演艺界的浅薄可哂。但这都是多余的话。无论周迅演得多么离谱，她还是她，林徽因还是林徽因，根本不存在“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这么回事，实际上她们两不相干。
“局外人”抑或“介入者”
——小议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 唐小兵所谓知识分子，依照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定义，就是指那些在社会中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而在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指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前者强调知识者拥有的抽象的专业价值符号，而后者着眼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使命感。知识分子的知性（知识性）偏向于对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建构，对规则厘定和平衡机制进行理性分析，从而为整个世界的相对平和却又内在进取的发展提供知识社会学的学理保障；而知识分子的德性（道德性）则定位于用康德式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结合自身的话语权力强横（道德意义上）地规约社会，企图以暴力美学的道德形式达成对整个社会的颠覆性革命。知性与德性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经验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现，是保守（褒义）与激进思维模式的交锋，前者企图以柔和的方式渐进地改良以实现后者提出的正义要求，而后者意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先完成整个世界的理想化的道德建构，再图谋知识水准的推广和普及。那么，知识分子究竟首先是一种知性（知识性）的存在还是一种德性（道德性）的存在呢？
在中国，儒家思想无疑是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世俗哲学，它所宗奉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的人生逻辑。“修身”或“内圣”并不是指在某个学科领域里系统的专业知识的获取与建立，而是强调个人的“三省吾心”，以致达到道德完人的目标。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如此地推崇颜回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突出并非源于他专业水准的高超，而肇始于他品性上的纯良。故而，古代的皇帝每每自托文曲星下凡或以天子自居，曲径通幽或明目张胆地以道德偶像之形象治理国家，便不难解释了。同理，中国自古至今的用人制度也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德性的存在才会被体制认可。无论是古代尧舜禹的禅让制还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都强调被选拔者品德的绝对优良，而且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