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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实现星际旅行，又要避免上述悲剧的发生，以常规思维来看，就只有寄希望于超光速飞行了。然而，如上所述，连近光速飞行都不现实，又何谈超光速飞行！从爱因斯坦的质量和能量等积的定律我们得知，一个物体自身的质量将随其运动能量的增加而增加。就是说，物体的移动速度越接近光速，所花费的能量就越多，其质量的增加也就越快，这使进一步提速变得更加困难。举例而言，当速度是光速的10％时，一个物体的质量会增加一倍以上。要达到光速，物体的质量就会变成无穷大，要消耗无限多的能量才能保持这个速度。这就决定了除了光或其他不含内在质量的波能以光速移动外，宇宙中的任何物体都只能以低于光速的速度移动。这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注定了人类永远造不出光速飞船，更不要说做超光速的星际旅行了。
为了摆脱传统思维模式在探讨星际之旅时面临的根本困境，一些西方天体物理学家开始另谋出路，思考如何绕过光速障碍的问题。启发他们思路的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弯曲时空观。这种复杂的时空观似乎暗示了宇宙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异乎寻常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了相距遥远的两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连接方式的那种可能性。为了找到以较低的速度飞行就能跨越星际距离的时空捷径，甚至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往来，这些当代物理学界的精英在对黑洞和蠕虫洞特性及时空的局部弯曲的可能等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极富创意而又极其令人费解的设想。为避免因回到过去而导致因果关系法则的破坏，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平行世界的理论。对此，《奥秘》和《时间旅行》也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但同时也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些天才的猜测和原理上的推演，目前还根本无法得到验证。克罗斯对星际之旅所需的超凡的物理条件和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的客观介绍说明，除非人类对宇宙终极规律的认识有重大的飞跃，自身的科技水平有革命性的突破，星际旅行的梦想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两本书都涉及到了深奥而令人惊叹的时空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但它们有助于拓展人的想像力，对人的正常智力水平也是一种挑战，似乎更适合那些对宇宙的奥秘仍充满了顽童般的好奇心并保持着精神漫游乐趣的人阅读。卡尔·萨根说：“自从有了人类，我们就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令人惊奇和神往，它们使我们感到困惑，也激起我们去试探性地认知。”〔3〕即便是当下无解的某些问题仍然值得人类付出努力，其理由正如《奥秘》一书的作者所坦言的那样：“想象这些可能性本身就会带来极大的乐趣。”而《时间旅行》的作者则相信，“智慧生命的本性就充满了好奇，而这种特性在进化的过程中被证实是一种优点。如果没有这种好奇”，人类就不会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而正是这种好奇，让我们跨越了我们这个时空的视界。”
当人类开始提前为本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载人火星探险做准备的今天，对时空性质的前卫性思考已逐渐显露出它与人类未来的某种重要关联。斯蒂芬·霍金认为：“构成星际旅行基础的物理学确实值得人们去探索研究。如果将我们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地球上，就会限制人类思维的发展。”〔4〕歌德也说过，人具有“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的能力。因此，人可以生活在一个非具体的、仅仅是“可能的”领域，从而确保其精神视野不至于完全为眼前的现实需要所束缚。这令人想起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动物只为生命所必需的光线所激动，人却更加为最遥远的星辰的无关紧要的光线所激动。只有人，才有纯粹的、理智的、大公无私的快乐和热情——只有人，才过理论上的节日。”也许正是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更新才有了最根本的保证。
注释：
〔1〕〔4〕《奥秘》，第15、149页。
〔2〕 吉尔达·布尔代：《不明飞行物——五十年的秘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20页。
〔3〕 《布鲁卡的脑·导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从“雪夜关门读禁书”说起
？ 苏祖祥
皇权专制下的惶惑觳觫，告密文化下的阴毒叵测，抄家问斩时的血流成河，妻离子散时的哀苦无告……本来，“雪夜关门读禁书”似乎意味着自由、安全、温馨、独立，然而仔细忖度，上述凄厉惨烈的景象便不由自主地浮在眼前。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演绎着一部儒林痛史。主动者纷纷往皇权专制的大厦上添砖加瓦。由于他们的努力，以至于先觉者不由发出“捣毁铁屋子”的呐喊，以至于先知者发出“中国不灭，是无天理”的沉痛之语。香草美人既是一种譬喻，也是一种实况：在权势者既打又拉的手段下，知识者像飞蛾扑火般地向权势者献上自己的操守和良知，献上自己的耿耿忠心，献上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津津有味地啃食权势者扔下的一根半根骨头，或者抢食权势者牙缝里剔除的肉屑，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发而为歌，吟而为诗，并传诸后世。如果自己的种种努力不能换来权势者的垂青和眷顾，以至于不能获取微乎其微的机会，那就退隐山林去写诗吧——于是，对权势的礼赞、向往、吹捧成了几千年文学史的一根红线：什么“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什么“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什么“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什么“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什么“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什么“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什么“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连诗情勃发、意兴遄飞、羁縻最少的唐代士人也如此追权逐势，迷失自我，遑论其他！于是“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蔚然成风，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良心纷纷入毂——掉入权势的黑洞后，有滋有味地做起帮忙、帮闲、帮凶来。摧残民气必自摧残士林始！民心的浇薄、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伴随着知识者终极价值取向的单一化，正如古话所说，“风助火势，火借风力”，权势的大火烧得人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知识者被权势的大棒和名利的胡萝卜驯服得如同马戏团的猴子，围着权势者扔下的一根二根骨头兴奋得嗷嗷直叫，或者沮丧得抓耳挠腮。于是，种种为皇权服务的学说如雨后蘑菇般冒出来：“天人合一”的核心在于以天上的紫微星象征地上的真龙天子的至高无上，并且要服服帖帖，做和谐状；“法、术、势”给帝王一招：如何玩平衡，如何驾驭臣下，如何让帝王天威莫测、臣子围着帝王转；道家学说则是为下台的官僚、失意的文人设计的一条退路，这条退路让官僚和文人内化为熨帖平和、表情冲淡，外化为感恩戴德、重出江湖；至于儒家学说，看起来好像包罗万象，有哲学、教育学、美学、政治学，但落脚点只在将一切学说泛伦理化，而泛伦理化的旨归只在于王权：一切都是为了让帝王舒舒服服地统治百姓而设计的——孝、悌、礼、义、廉、耻、仁的首席代表是“忠”，忠统帅一切，是“纲”、“常”的灵魂，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沦丧，意味着惟王命是从，意味着郭巨埋儿，意味着王祥卧冰，意味着烹子献王，意味着老莱娱亲，意味着娥皇女英同侍舜帝，并被后代文人津津乐道。忠意味着饱读诗书的大臣面对颟顸阴毒的文盲老太婆诚惶诚恐，山呼万岁……忠成为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得最为深厚的一块似铁一般坚硬的垢结。忠所衍生出的归依集体、人身依附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地作为种族遗传基因传诸久远，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与我们的距离何啻天壤之别呢！官场上的那些事情不说也罢，就是一向被视为书生意气、清高脱俗的学界中人也深陷人身依附、以权为本的泥淖：我亲耳听一位文学博士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我也看到在各种书籍刊物上发表的师生互捧或者党同伐异的学术文章。“掌门人”、“师父”、“学兄”、“师哥”之类的说法大行其道，伦理化而非平等自由化的称呼蕴含着尊卑、等级、上下、服从的内涵，“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像UFO一样，在我们的视野里始终杳如飞鸿。而民间的思想者直接从卢梭、舍勒、别尔嘉耶夫、鲁迅、顾准、张中晓等人那里汲取养料，更能体现学术的真义、思想的尊严，却因为少了“老板”的提携，只能自生自灭，无缘得见天日。于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结网，将人身依附进行到底：有了这张网，导师衣锦还乡就不必舟车劳顿，一切有弟子服其劳——联系飞机、轿车、宾馆、地方官员的迎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