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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基本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股由比较中西语言文字之特征进而评判其优劣高下的思潮推动下，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其猛烈的批判与否定。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班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他们恨煞了母语，认为正是它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吴稚晖后来放弃了这个设想，但影响极大，比如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还推波助澜，提出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部分接受吴的设想的还有章太炎的另一个学生鲁迅。青年时代，鲁迅对“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野蛮”的风气多有针砭〔12〕，但五四以后，他也经常附和这种否定母语的论调，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有人认为是钱玄同发明的，也有人说最初出自赵元任之口，但我在许多现代作家著作中读到这句话，都一无例外地不加引号，他们当时并不计较今天的所谓“知识产权”，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话来使用，比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在语言上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
取用字母”的传单， 胡适一度很反感，
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13〕。在“文学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搁浅而感到遗憾，但他相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汉字拼音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14〕。
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具有某种含糊性，它只提到汉字，而与汉字紧密相连的汉语并未触及。事实上汉语也经常被包括在内，属于应“灭”之列。一方面，当时对汉字和汉语的界限并无截然划分，许多汉字改革的文章谈论的“汉字”、“汉文”就是“汉语”、“国语”的别名。汉字绝非孤立存在而和汉语不发生本质联系的字典里的字符，它本身就是几千年来汉语写作者记录、发挥汉语精神的惟一工具。人们对汉字的反感就源于他们对汉语本身的反感，改革汉字只是改革汉语的一个浅层次问题和先行手段，即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更好地记录不断变革中的汉语（从繁难的象形字到简笔字再到记录完全声音化也就是所谓和口语一致的大众语的拉丁新文字）。单纯的汉字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连汉语也一并废除。
语言文字不加分别，甚至将文字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来审视，这是晚清学人从“言文分离”的角度批评母语的思潮所包含的对有关语言和文字之关系的一种重要认识，与后来成熟形态的所谓现代中国语言学割裂语言文字的做法，迥乎不同。当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责“言文分离”是汉语不可原谅的缺点，但这种指责恰恰包含着对“言文合一”的渴望。也就是说，在母语的批评者们看来，只有“言文合一”，才能确保语言的本质不被损害。因此，在最初对母语的指责乃至否定的声浪中，不是口语（语言的声音部分）而是文字（语言的书写部分）被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点，这与后来将语言的本质仅仅理解为发声的口语而将文字从语言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去只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汉字的缺点不过是汉语的缺点的必然表现，他们向汉字发出挑战，并不认为汉语是无辜的，并不认为汉语本身很好，只是记录它的文字出了问题。比如当时许多人认为汉语是单音成词，容易混淆，也不利于表达感情，四声是不自然的规定，徒增学习的困难，还有方言众多，体系混乱，沟通为难。抑有进者，汉语既然几千年来都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宰制，那么汉字和文言的一切封建思想毒素早就注进了汉语，汉字改革的最终取向，必然是整个思想/语言彻底的洗心革面〔15〕。“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潜台词，实是“汉语不灭，中国必亡！”〔16〕
从康有为、吴稚晖到蔡元培、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吴玉章、胡愈之，中国几代汉字改革者同时也是激烈主张必须对汉语进行革命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认为改变汉语必须马上进行，此乃治本之策，有些人则认为治本之策毕竟遥远，不妨先治标，即从汉字改革开始。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是坚定的世界语鼓吹者，他完全同意当年和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形同水火的吴稚晖的意见，认为废灭汉字，只是“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涤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于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剪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二十年代，尽管钱氏已经确立“国语运动”为其合适的工作范围，但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他指责周作人的论调太平和，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烈：“记得当年吴老头儿反对汉语改用拼音，说这是‘三汉七洋的怪物’，他是主张根本不要汉语，采一种外国语作国语的，故有此论。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而我却以为‘三汉七洋’也很好，我的野心，是由此而‘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呜呼，吾盖欲由此怪物而引之使趋于全用外国语也。”〔17〕
当时确有人反对废除汉语，陈独秀就认为：“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陈氏认为废汉字可以做到，废汉语则颇难实行，他主张“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先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但陈氏对“并废中国言语”只是在具体进展上略有迟疑，承认“国语”的“不易废”，并不认为“不应废”、“不能废”。对汉语最后必须废除，他没有丝毫怀疑：“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既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1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为，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超出了汉字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新语言了；换言之，原来的中国语言随着汉字的衰亡而正在或者已经死亡：“中国的社会，从政治的、学术的、直到日常的生活，经过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洗礼，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语言；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汉字不能够再束缚她。而汉字已经成了僵尸。”〔19〕所谓“汉字已经成了僵尸”，就是说汉字已失去了它原来所代表、所记录的汉语，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瞿秋白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汉语已经由原来以单音节的“字眼”（word）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字眼”为主，打破了形、音、义皆为单个的汉字记录系统；在双音和多音的新汉语里，形、音、义皆为孤立的单个汉字“仅仅只有音节的作用，没有字眼的作用”，“都只是在一定的字眼里面，代表着一定的声音而已”。汉字的功能既然已经拼音化了，何不立即“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废除汉字，到这时候已经不是废除汉语的先行手段，而是旧的汉语业已死亡的必然结果。
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表面上只是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来了一个局部调整，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