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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天海大人的脑袋，就此保住了。
从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到现在，三年多了，徐阶就这么左顾右盼，小心伺候着皇帝，操纵着中枢的班子。好在棋局还是活的，可以容他走动。好不容易摆平了海瑞的事情后，内阁的人事又急需做调整了。
从夏言的前任首辅张璁起，内阁就是个生事的地方。迄今所有的首辅，下场都是灰溜溜的，尤其夏言和严嵩的结局更让人不寒而栗。徐阶不得不留出自己的后路。因此，在网罗人才入阁时，便用尽了心计，只求能保证一条：将来能让我体面地退休、体面地养老。
前一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那位青词宰相袁炜病重，再也写不了“万寿无疆”的贺词了，退出局去。徐阶不敢“独辅”，马上主持选人。明代的选阁臣制度，叫做“会推”，也叫做“廷推”，就是集中各部各科臣僚开会，推选出2…4名候选人，交由皇上决定。参加会议的成员涵盖很广，但大多只来走走过场，主要是由六科“都给事中”（中央六大监察组的组长，那时候俗称“科长”，权力极大）说了算。
自嘉靖一朝起，皇帝不大管事儿，首辅的权势大增，不仅能压得住这些科长，连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都压得住，所以，会推基本就是按首辅的意思办。
这次引进了严纳和李春芳两个人。这两人，和刚刚致仕的袁炜，还有在他们之后入阁的郭朴，共四个人，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青词宰相”。
词臣入阁，固然是嘉靖之所好，但也有徐阶的考虑。他本人还在位，能做实事，干脆就选点儿只会玩花活儿的进来，省得碍事。不过，他对李春芳还有特别的一层意思，因为李年轻，又是状元出身，为人平和宽厚。将来如果是这人接任首辅，最理想不过。李春芳一定会对此感恩，那么我老徐退休后的老干部待遇就一定没问题了。
推举严纳，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给李春芳当个陪衬，而且排名还在李春芳的前面，别人看不出什么来。
果然，入阁当年严纳就因病退休了。李春芳接任次辅，接班没有问题了。
严纳一走，又缺人，于是嘉靖四十五年春，又一次会推。
这次徐阶再次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他的“棋子”来，又是两个人，郭朴和高拱。
和前两个人一样，徐阶实际上要推的是高拱，郭朴是陪衬。不过，高拱可不是什么青词宰相的料，也不是徐阶的“夹袋中人”，他是未来的皇帝裕王的老师，是和张居正早就“相期以相业”的不安定分子。用他，似乎不太合乎徐阶的逻辑。
嘉靖四十五年春，徐阶走的这步怪棋，牵动甚大，甚至预设了后来万历初期的政局。可他当时完全预料不到后果。
他是这样考虑的：裕王是早晚要继承大位的，裕王一当皇帝，高拱势必入阁，这个趋势，傻瓜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徐阶先走一步，先把你提拔进来，卖你一个人情，你高拱肯定要心怀感激。就此，把你收入我的门下。将来换了皇帝，我还是有保障。
徐阶啊，是上海人，算盘是打得太精了！
可是高拱哪里是那么好收服的？
高大人不仅仅是皇子的老师，他在仕途上的其他资历也够格，最高的职务还当过礼部尚书。在当时，进内阁一定要会写青词，这个，高拱也能。
入阁，是高大人的铁定前途。既然傻瓜都能看出这一步，那我为什么还要领你徐阶的情？
你徐大人是否多此一举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高拱高昂着头颅进了内阁，时年54岁，气势凌厉。
徐阶有意将高拱延至门下，因而对高拱就特别热情。高拱是怎样聪明的一个人，他当然感觉到了，但他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徐相爷，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高拱是什么人，既有奇貌，又有奇才，人事背景在将来是无人可比的。我还想做个当朝大佬吆喝一批人呢，怎么可能当您的马仔？
高拱在入阁以后的情绪，徐阶很快有所察觉。他知道糟了：走了一步大大的臭棋！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智者徐阶也难免千虑一失。
他在紧张地转脑筋，既然事不可追，那就要有个法子来补救。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张居正。
在我们中国古代，师生关系、师徒关系都有点儿像父子关系，民间既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庙堂上“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也暗示着一种伦理纽带。老师，往往就充当着“精神之父”、“人格之父”的角色。
今日当然不同了。有的地方，我看师生关系就好比训兽员和野兽之关系。老师视学生为野马（不戴笼头我抽死你！），学生视老师为屠夫（干嘛每天都宰杀我的灵魂？）。
我认为，徐阶对于张居正，自在翰林院结缔师生关系之后，一直就扮演了“政治人格之父”的角色。
张居正在选了庶吉士后，发奋研习国家典章制度，不吟风弄月，不“交通”权贵，表现特异。据王世贞回忆，那一批同年进士多沉迷于古文诗赋，以汉唐大家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明末还有人说，他在这个时候就有志于宰辅，将“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并且逢到盐司、关司、屯马司、按察司司长出差还朝，就携带一壶酒、一盒菜拜访，详细询问关隘要害。回到公寓后，挑灯记下，“其精意如此”（王思任《与周延儒书》），非腐儒可比。对这样的有志青年，《明史》上说，“徐阶辈皆器重之”。
徐阶很早就开始有意引导张居正担大任，期望值很高。在翰林院看见张居正写的文章，虽然也引用子史百家的话，但并不脱离治国之本。对此，他深感满意，曾亲口对张居正说：“张君，将来一定要尽忠报国啊！”（《文忠公行实》）
当然，对于老师的一套政治谋略，年轻时的张居正，也有个理解的过程。
徐阶老成谋国，有人不理解。严嵩时期，有人讥他是“四面观音”、“一味甘草”。其中，被他救了命的海瑞就是反映最强烈的一个。但他仍不改隐忍作风，“碌碌无奇”。对严嵩这条毒蛇“阳柔附之，而阴倾之”，终于得以保全自己，等到了翻手的机会。
张居正起初对老师的一味隐忍也是气闷的。三十三年他请假归籍之前，给徐阶的信里，就显出了一股急躁。他对老师说，你固然内心有想法，但外表却随波逐流，想用这个办法等待时机，不亦难乎？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不如“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生平”，与严嵩大干他一场算了！如果老天有眼，青史留名指日可待；如果这路走不通，“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
这时候的张居正，还有很浓的名士气，慷慨任事，看不得老师那样的窝囊。
但这只是私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公开的政治表态。从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以进士二甲九名的好成绩跨入仕途之后，到如今，已是19年蹉跎过去，中间除了在嘉靖二十八年给皇帝上了一份《论时政疏》之外，再没有露过任何一点锋芒。
他的身份，是词臣、文字匠、书虫。他的官场形象，是沉默，无所作为。官场上的时光，一刻值千金，他却整整沉默了19年。
这里面，徐阶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实徐阶与张居正，根本是两种类型的官员。人们对徐阶的责难种种，多半有道理。他乐于居间调停，玩平衡；一遇险阻，立刻后退。海瑞说他是“甘草国老”，“畏威保位”，大概是不错的。他的原则，就是最终要把事情干成，否则就不干。
杨继盛上疏参劾严嵩，他不赞成，认为无益。杨继盛因上疏得罪嘉靖而下诏狱，他不援手，认为事已不可为。张居正对他的麻木不满，他却不无幽默地让居正自己去试试。——不用真的去说情，只让你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难度。
而张居正，则与高拱是一类人物。他们俩都是一定要做事的，剑在匣中则鸣不平。所以才有相期“以平治天下为自己责”，要做“救时宰相”。他的原则，是要干事，对“无为”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
老师的传授，对他，显然起了作用，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策略。也就是，将“要把事情干成”作为第一原则。
因此，在张居正“刚”的一面上，又加上了“柔”的色彩。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他即将踏入内阁的前夕，都处在“守雌”的状态，养精蓄锐也。进入内阁后，一开始也很谨慎，直到大权独揽为止。
先柔后刚，是他仕途生涯一条明显的曲线，这也是他和高拱日后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的关节点。
我可以等待，我甘愿沉默，但不是无原则的，为的是拿到“干事的权力”。
张居正说过，徐阶“沉机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很多机密的国家大事，徐老师只和他一人商议。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益处，“天下莫不闻”，没有谁知道。比如，嘉靖皇帝曾经怀疑过裕王的接班能力，让徐阶去查成祖是怎么看待太子的。成祖故事，就是老皇帝老是想换掉太子。徐阶会意，做了很好的解释，打消了嘉靖的疑虑。张居正说，“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
徐阶这样做，自有他的用心，是刻意培养居正成为大器。
这些熏陶日久，让张居正学会了掩盖住本色，先随波逐流，后中流击水，免得尚未有所动作，就被滔滔大水呛死。
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