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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伕和马伕，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伕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宫廷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