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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他说的“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是说他一九五四年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参加中国国庆活动时候的事。他同周恩来会谈，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就有一个《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决定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将上述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中国。移交后，将上述公司分别改为新疆石油公司和新疆有色金属公司。
回想一九四八年浦熙修为香港《文汇报》写的那些“南京通讯”，真可说是目光如炬，观察分析真可说是入木三分，多年之后读来都可以感到它的生气和史料价值，充分显出了一个政治记者的才能。现在遇到了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些题目，却只能写出这种人云亦云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文章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虽说不能表现出她过人的观察力和笔力，却充分表现出了她一心向党的忠爱之心，每篇文章，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中央宣传部当时的宣传报道要求，她自觉自愿地把写这种鼓舞人心士气的宣传品当作自己的职责。
浦熙修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她这样努力按照领导的意图从事写作，从事报道，可是领导方面对这张《文汇报》却并不满意。当年国民党不满意这张报纸，办法是查封。可是现在，对于这张过去帮过忙，而且在读者中很有声望很有影响的报纸，却不宜用查封这种激烈的手段，而打算用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将它消灭。想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将文汇报改为青年团的机关报。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还介绍徐铸成到团中央同廖承志、荣高棠商谈过，在报名上徐铸成舍不得放弃“文汇”这两个字，没有谈出结果来。《文汇报》还是继续出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办事处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谢蔚明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之前，文汇报是私营性质的报纸，发行和广告费左支右绌，善于理财和经营的总经理严宝礼也陷入困境。这给主持‘北办’的浦熙修带来了困难。她曾经给严宝礼写过这样一封信告急：“九月份共收到汇款百万元，而支出为一百七十万元，我除了把薪水全部垫出外，还拉了不少债。”
消灭文汇报的第一个方案没有被徐铸成接受，于是又设计好了第二个方案。一九五三年，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对象。上海市教育局长以及团市委的领导都参加编委会，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新闻等几个小组。从一张对开报纸改为四开两张，大部分篇幅刊登中小学教师业务指导材料，只留一个版登载时事综合介绍。报名不改，性质可是改了。这是向后来改名为《教师报》、迁往北京出版跨出的第一步。
一九五四年九月，徐铸成作为广东省选出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期间，他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多次商谈改为教师报迁京出版的具体步骤，大致作出了决定。有关领导还考虑到文汇报的一些人的去向问题，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徐铸成的得力帮手，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并想把浦熙修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编《旅行家》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李庚还到办事处当面敦请。为了这事，黎澍还给徐铸成写信，请他促成这一调动。这一方面自然是看重了浦熙修的才能，一方面也是觉得改为教师报以后缩小了规模，摆不下这样一员大将了吧。
一九五六年四月，文汇报停刊，五月一日，《教师报》在北京创刊。一张日报变成了一张每周出版二次的专业报纸了。徐铸成变成了教师报的总编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每周只须到报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文字怨而不怒，颇为含蓄，却也流露了髀肉复生的感慨。有人是看出了他的这种情绪的。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56年）六月初，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兄曾来《教师报》访问。他对我说：‘你对目前的工作，情绪怎么样？’我说：‘情绪很好，我已安心把办好《教师报》作为我下半辈子的工作。’他笑着说：‘这话，我不完全相信。一向搞惯日报的人，每周两期的专业报，怎么会使你过瘾？’”姚溱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的事业心，他看出了《教师报》这个场地是不够施展徐铸成的抱负的。在《教师报》工作的浦熙修，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情呢？
六 “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斯大林，开始揭露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第一次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
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两千知识分子发表讲话，讲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人们渐渐感觉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点较前宽松的意思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汇报》有了复刊的机运。复刊的经过，浦熙修在自传里说：“我和徐铸成住在城内，每日到《教师报》上班。我们觉得《教师报》是三日刊，又是专业报纸，用不了这么多人，有人民教育社的人就足够了。后来严宝礼进城也谈起这件事。我们就想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中宣部。中宣部接见我们三人的是张际春。我们说了上面的意见后，就问《文汇报》是否可以考虑复刊，不料张际春竟答可以考虑。过了一些日子，我又打电话问张际春考虑的结果。张说：你们拿个《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来吧！我告诉了徐铸成，徐用一个午饭的时间就拟就了。我和徐铸成当天下午就去见了张际春，张完全同意，于是《文汇报》就积极筹备复刊了。徐铸成向人民日报借用钦本立代替张树人回上海筹备复刊。徐铸成对于北京办事处人员的安排说，可找秦柳方、王易今等老人，因为我解放前不是文汇报的，所以不认识，就没有去找。但梅朵、杨重野等老人要求进文汇报，我请示钦本立后都同意了。文汇报十月一日复刊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说一炮打响了。就是说销路很好，超过十万份。”
《文汇报》复刊这事的经过，徐铸成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他说到了邓拓所起的作用。邓拓对于报纸工作有着更开阔更通达的眼光。他曾经对徐铸成说：“我觉得《文汇报》停刊很可惜。它有别的报纸所无法代替的特点。”他对《文汇报》复刊之事，更是全力赞助。他应徐铸成的要求，把钦本立还给《文汇报》。徐在草拟《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的时候，他也贡献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文汇报》复刊以后，浦熙修被安排为六个副总编辑之一，具体主持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复刊后的《文汇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办报，面目一新，深受读者欢迎。
在一九五六年，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在二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浦熙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多人。徐铸成也应邀从上海前来赴会。三月十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徐铸成回忆说：“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在座谈中，毛对前些日子《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的讨论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回忆说：“接见约有一小时许，最后，毛主席还和参加者一一握别。离开中南海后，我就叫汽车直驶灯市口北京办事处，向全体记者细细地把这次会见的详情复述一遍，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大家公推姚芳藻一字不遗地记录下来。经我审看一遍，当晚即航寄上海本报。不仅《文汇报》中引起轰动，社外人士如周谷城先生也亲来观看。”
在接连举行的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各界陆续展开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和揭露。百花齐放，舞台上一些传统剧目开禁了；百家争鸣，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论点。各个报纸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