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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特别取药困难，他就不肯去了，只好还是刘婶去，刘婶高血压一百九十，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你的新生活开始了吧，一定非常新鲜有意义，望你能在其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这是她的绝笔。写这信后的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三日，她就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与世长辞。只有刘婶一人在场，没有一个亲属。一代报人浦熙修就这样抱恨终天，悄然离开人世。她不知道，比她早几个月，袁子英死在上海提篮桥狱中。
浦熙修死后，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去，接着是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一九七八年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浦熙修的右派属于错划。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了浦熙修委员追悼会。开追悼会的前一天，在北京医院住院的陆定一写信给袁冬林、士杰姐弟：
“得悉为你们母亲开追悼会的消息。我和你们的母亲相识在重庆谈判期间，她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女记者。那时《新民晚报》是她，《大公报》是高集，在宣传报道方面给我们党的代表团以很大的帮助。她文章写得快，文笔又好，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她和我党代表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五七年，她遭到了打击，这一点我至今深为遗憾。现在给她平反，是完全应该的。”
漫画家华君武也写信给治丧办公室，对他当年那幅轻薄的漫画表示了歉意。
浦熙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她的向往，她的追求，直到最后她的苦难，都带有典型性。从她的经历中可以了解这一个时代。
老社长——李锐识小
老 社 长
——李锐识小
？ 钟叔河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迭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称谓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将军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门有骅骝开道路，座看鹰隼出风尘”）。当学生时从它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比起我自己现在滥厕其中的这栋干部楼，则又大为逊色矣。）而这时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了。
传达同志领我去见的是朱（副）社长，当即叫我跟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
﹡
下乡也就是去几十里外的榔梨市（后来又到望城坡），一两个月后便回报社了。一回来才知道，那时的李社长，真可以说是整个“新湖南报”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吸引着大家的关心和注意。报社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讲起他的故事，几乎无例外用的都是欣羡的口气。这些故事，其实也就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院子里准备搭凉棚，一位几年后当了副社长的同志负责这件事。几天过去，不见动静，李锐问及，他说怎么搭棚架，用什么遮阳，还没考虑好。李锐便问：“你自己会搭吗？”“不会。”“那就请搭凉棚的师傅来考虑嘛！你只会生小孩对不对？小孩倒是会生，也生得蛮好，这该不必请师傅吧。搭凉棚，自己不会，就要请师傅，交给会做的人去做。当个区长，也要懂得领导方法嘛！老╳，我看你，当个区长还要费力哩。”
又比如，一位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那时报社负责人天天看大样，有时还要送黄克诚、周小舟看过签字），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正好那位女记者想知道自己稿子的处理结果，推门进来，恰恰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马上觉得失了言，连忙说：“╳╳不要误会，我是说，鸡婆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胡涂。
又比如，某次吃饭的时候，有人议论没有在座的某人“抢菜”，大有灭此朝食的味道。（当时实行供给制，二六一号楼下楼上大厅都作饭堂，八人一桌，另有机动席；李锐吃小灶，但偶而也在大厅和别人一道吃。）李锐听他说个没完，便笑着喊住他：“╳╳╳！你说某人吃饭抢菜，他当然是抢菜，但别人认为你也抢菜呀。某人也抢菜，可是却没有当你不在的时候背后说你抢菜，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抢菜这件事情上的优劣之分吧！”
这些故事，我多是事后听来的，可能会有些走样，越说越走样恐怕也不可避免。但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而说者听者当事者（如后来的副社长和那位女记者）都能持认同以至欣赏的态度，这就十分难得。盖四九、五○年间机关的气氛本来如此，而李锐的个人魅力，更是能够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众，又能将自己置于和员工水乳交融的状态中，故能坦荡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群众对之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之以戏谑，也都能够被善意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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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桩小事，不过因其与自己有关，便不会像听别的故事那样，欣赏过后便高高挂起。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我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几天后便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这篇通讯稿的见报经历过一点小曲折。据告知我的人说，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一篇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从乡下寄回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我们见面时，才复印了交还给她）。
上晚班时有什么意见，李锐常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同志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初印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是一本只在报社工厂排印几十（？）本，并未公开发行，是作为“征求意见稿”的书，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本，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这是为了在上下左右多留空白，好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七号他的院子里），还有两名“在押反革命犯”彭国钧和熊梦飞。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
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见过李锐。这一别便是三十年。三十年中，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故，但对他的这一点知己之感却始终存在我的心中。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名联合旗去了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湖南有很大的难度。作过许多努力，包括找到省委负责人陈情，但光在湖南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后，已经调北京的柳思为我去找李锐。柳思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钟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应该还的一笔帐。你叫钟叔河写份材料来，反正他又会写。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年初，我因往北京访书之便，由柳思带领，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我正在策划《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在编述之列，这些人又都是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脚色，对此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