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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BP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BP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BP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已被人们厌弃了。虽然左的东西仍存在，但也要变换一些花样，才能有市场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并非家务事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及《答读者问》读后
？ 李冰封
一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发表于《书屋》杂志后，经过好些报刊的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一阵“冲击波”。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对此文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不大赞成写这样的文章，或怀疑此文的真实性。一篇世间少有的非难自己母亲的文章，在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这自是必然的现象，不过有些问题确也需要解释清楚。针对读者的看法，李南央又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发表于二○○○年十一月《书屋》杂志上。《书屋》主编周实想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两篇文章写些读后感，编出一本书，约稿于我。我答应了。其实，说我了解情况，也并不全面。我只比较了解李锐的情况。因为我年轻时，就在李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除去那二十多年极不正常的岁月外，也一直有些来往。几十年来，我对他的人品、学识、才干、胸襟、抱负、道德、文章，都十分敬重，一直尊之为师表。对范元甄则并不了解。一九四八年，我调到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听说范早在一九四六年去了东北；李则刚刚离开报社，也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我们同范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好像没有说过几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精明能干，却也有点高傲，不大爱搭理我们这些小青年。而李锐对我们则又从来不提他的家事。所以，对李南央写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九十年代初，记者宋晓梦要写李锐的传记，到长沙采访时住在我家。她要了解李锐的家庭情况，是我两次陪她去访问李婉华大姐的。在大姐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些情况，当时思想上颇为震动，不过事隔数年，有些细节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去访问了大姐，她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她提供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写成这篇文章。
二
由于熟知李锐，这篇文章还是要先从李锐写起。
我以为，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在李锐身上，铭刻着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他一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论自己处境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同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颇为相似。更可贵的，表达这种责任感的内容，又是不断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同他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格结合在一起。这种品格同极权体制是相矛盾的。远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一系列的灾难性遭遇，似乎都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在开放、改革的二十多年来，他对某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仍然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从而遇到麻烦，似乎也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
以天下为己任，始终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前进，敢讲真话且不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这种品格（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六不怕），但是真正具备这种品格的，能有几多？因此李锐身上铭刻着的这一特征（他的“八十自寿”诗有句“六不怕唯头尚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特征，使他赢得包括老、中、青三代许多人的尊敬。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要的、根深蒂固的危险来自“左”。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奋力反“左”。“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这是他的六首“八十自寿”七律第一首中的两联。的确如此，几十年来，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饱经风云变幻，他没有“左”过，有的只是对“左”的抵制和反击。
一九四八年，我进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他已离开那里，还是经常听到同志们在平常言谈中，流露出对他的怀念。怀念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最反对“左”。开始，我分在新闻部，部领导是已故去的黄华。黄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当时，在解放区流行一种说法是：“宁左勿右”，“左总比右好，因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这种说法，在《群众日报》却没有市场。黄华说：“这是因为李锐同志最反对‘宁左勿右’。他说过，怎么能说‘左’只是方法问题呢？‘左’还有严重的个人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呢！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如今，‘左’对革命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那时，为了配合土改，根据中央和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都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些单位很激烈，“搬石头”，批斗，打人。干部中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报社的运动却进行得平和，只过过“民主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同志之间也用不着彼此戒备。当年《群众日报》社工作出色，不搞“左”的那一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群众日报》社的老同志还告诉我，在“三查三整”刚刚开始时，报社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电务科一个新参加工作的报务员名叫韩志新，因土改时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在电务科的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批他“包庇地主”、“接受贿赂”，很是激烈，韩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了。四十多年后，李锐在写《群众日报》的报史回忆录时，还作为一个重要教训重提此事。宋晓梦写《李锐其人》一书前，看到了李当时的日记，其中他还提到立即去现场时，“哀恸之至”，并自责“关心同志不够”。
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