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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打击。十一月三十日，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遭到暴徒捣毁，外地分社都被查封，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此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可不愿意到南京去。她不能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而想要在南京找个职业，却又毫无门径。于是她就留在北平。一九三五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妹妹弟弟，由她负担着这一家子的生活。
在这几年里，北平也并不是块安静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又占领热河。而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更划出一大片土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一九三五年七月，何应钦在答复日方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中，全部承诺日方要求，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中国驻军，撤换日方所不满的中国军政官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了马队和水龙的冲击。浦熙修的同情在学生一方。在女附中上高中的浦安修积极参加了运动。
又要教书又要兼管两个孩子，是太累了。她体力日渐不支。一九三六年，袁子英就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同到了南京，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去了。
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一个劲地找工作。她托过许多人，走过许多门路，都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她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她知道自己考得不坏，满以为准能考上，结果却没有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她先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好容易才找到的工作，还是得好好干，有空的时候就给副刊投投稿。
这样干了几个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陈铭德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她不辱使命，“救场”成功。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五月二日的报纸上。多年之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颖脱而出了。
二 能干的记者（上）——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来越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报》在南京出了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运到重庆去。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才在重庆恢复出报。
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而且，她还想去做更直接的抗日工作，想上前线去。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倒是妹妹安修和弟弟通修，却先后奔赴延安了。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熙修一家在杭州住了些日子，又到武汉住了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夏天她带了两个孩子到了重庆。几个月之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这样他们就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
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紧急疏散，那时我就非常留心着飞机场必然要载来些要人，清早去等在飞机场，果然看见孙夫人、孔夫人都联袂而来，王云五先生也在仰望他将要沦陷的家属。想不到几进几出，人没有到，忽然飞机上下来了几条洋狗。这当然是一条好消息。可是当时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这类消息如何刊发出来，真是大成问题，《大公报》的子冈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我在当天的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扣了。可是心中觉得这样的新闻如何可以舍弃，于是想尽方式，想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采用点滴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先写孙、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王云五先生接眷未接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先生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耸动全国的新闻居然出来了。”刊登在十二月十一日《新民报》日刊上的题目和副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的“点滴”共有八条，前面三条是：
△昨日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正当战争热潮中，社会服务大礼堂户限为穿，后至者立无隙地。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就这样煞费苦心地隐晦曲折地把这事透露出去了。在那种高压之下，浦熙修想要说得更多，更明白，也是没有可能的了。
使这件事终于激起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的，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评。这篇题作《拥护政治修明案》的社评中，作为举例，说：“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此文发表，激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为了平息学潮，《大公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据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说飞机载洋狗之事，“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劝诫青年学生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辄尔荒废学业，干扰秩序，甚且无意中为敌奸所利用”。前后两篇社评，出尔反尔。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这天看了报纸，在日记中说：“《大公报》去年做了一篇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泄学生愤怒。解铃系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激起学潮的是《大公报》的社评。当天《新民报》上的“点滴”，起了和后来《大公报》社评相印证的作用。浦熙修在这一报道中，显示了一个正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