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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希腊时代的理性不是今日片面的技术理性，而是包含着目的论和“善”的理念的健全理性。学者、知识分子、科学家固然有其“长技”，但关键在于“载道”、“弘道”。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包含着“德性”和“操守”，绝不是什么“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学问。在希腊教育体系中，数学既非理科课程，也非文科课程，或许可称“德育”课程。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首先要恢复科学内在的道德功能，唤起科学家内在的社会责任感。
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曾几何时，随着“真”被规定为对外在世界的“复印”，“美”也变成了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于是，求“真”之科学也就与“美”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了。实际上，科学与“美”的疏离，也就是与“意义世界”的疏离，从而使得科学的求真过程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过程。当把科学研究看成是一种机械的知识产出活动，当把科学家越来越细致的探究工作看成是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活动时，确实印证了这种“无意义”感、“荒谬感”。然而，有更多的科学家却相信科学研究工作更像是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其中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意义的突现。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荒谬和虚无。今天恢复科学的人文性，就要恢复科学内在的审美特征，唤起科学家内在的创造激情。
自由的科学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说的并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不能经受外来的批评，而是说纯粹理性的科学是内在性的科学，它自己能够为自己立法，自己能够为自己开辟可能性空间。自由的科学因其对“自由”的持守而具有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今日功利性科学因丧失了对“自由”的持守，而不再是“公有的”、“普遍的”、“无私利性”的，因而就不能保持对自身的彻底的批判性。
“让科学回归人文”事关重大，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是为序。
（《让科学回归人文》，吴国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15．00元）
正像在这本集子中收录的那些跋序所表明的那样，我以前倒是为自己所写、所编，以及为其他朋友所写所出版之书写了一些序言之类的东西，但是，轮到再次要给自己的集子写一个自序时，依然感到在一本书中，也许序是最难写的部分。写得不好，读者在匆匆读过之后，便会因序的原因而将书扔在一旁，写得太好，读者读过全书，又会有上当之感，也会招来许多听不见和听得见的抱怨与批评。为了避免这些尴尬，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不在序中总结更多的观点，不把序写成某种内容提要式的东西，而是更为直白地作为一种对该书的简单的说明，或者干脆说些题外的联想。这次，我也还是照此办理。
先讲书名。以往，我经常应朋友之邀，为他们写作或出版的书起个名。在我曾想出的那些书名中，幸而倒也有些得到了圈内外朋友们的认可，尽管在构想那些书名时，肯定会体验到绞尽脑汁的痛苦。但是，在每次要试图给自己的书起一个理想些的书名时，我也依然会遇到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并且会感到在一本书从构思到写作到修改到完稿的整个过程中，起书名似乎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而且，想出一个理想的书名，既要引人注目，又要反映书的中心思想，又要有意境，又要耐人寻味，又要有市场感，又不宜流于俗套或者庸俗不雅，要想全部达到这些要求，简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而且，想到一个好书名的过程，经常不是由于理性的思考，而是来自直觉和灵感的闪现，这就更让人难以把握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名字也许可以只作为一个代号，一个标符（我自己在小时候起的名字就极不理想，既无意境，又重名率极高，但至今已是无法纠正这一失误了），而一本书的名字，却对这本书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怪乎我的一位对于出书颇有研究的朋友曾对我说，有时一本书的畅销，其实只是卖了一个书名，一个概念而已。细想起来，这话倒真是不无道理。
这本书的书名最终定为《两点间最长的直线》，它也许距离理想的书名差距很大，但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苦思冥想到蓦然凸现的过程，也许其间咖啡的刺激和与朋友闲聊的启发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初看上去，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从小我们学习几何时，就被教会知道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但像几何那样抽象和纯粹的人类思维创造却与生活中的现实相差如此之遥远。在现实中，既没有几何中理想的点，也没有几何中理想的直线。虽然我们可以把几何式的简洁与精确作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理想，但在现实面前，人们却总是由于种种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不断妥协，充其量也只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尽量向抽象的理想靠近。例如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是一个人们已经看到的现实，而要沟通这两者则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并不承认这种观点，甚至站在一个极端把另一方说得一钱不值，但那也只不过为这种分裂提供了更鲜活的实例而已）。像当代科学史学科奠基者萨顿就曾提出以科学史为手段要在这分裂的两者间建造“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说白了，也还是设想了一种要以最短的捷径来沟通二者。可是，在现实中，我们仍然看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的分裂依然巨大，沟通两者的努力依然艰巨无比，人们经常不得不绕路迂回，那座笔直的桥梁建成的目标似乎只是一个让人向往的美好梦想。当然，美好的梦想也是值得去努力追求的，否则，就不会有这里的这些文字。如果仍然利用点和线的比喻，现实的情形倒有些像分形理论中讨论的实际的海岸线的长度是如何地与测量的精度相关因而不确定的例子。当然，这只是一种对此书名的可能的牵强的解释，实际上，我倒更希望这个隐喻式的书名能具有更开放的想象空间，希望读者能够从中想出他们自己所愿意设想的内容。
剩下的就只是更具体的说明了。自从我上一本文集出版之后，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文字，从比例上讲，那些比较普及性的，或者说准学术性的，或者我更愿意说是比较文化性的文字的字数，倒超过了那些更要适应体制化的学术要求的学术论文的字数。同时，回头看一下，发现那些记者的采访和与同行（或非同行）的谈话的文字也积攒下来不少。这些文字绝大多数都曾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发表过。现在，借此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这套有关“对话”的丛书之际，把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重新收集起来，除了作为个人的一种整理之外，似乎倒比一个个的单篇更有了某种组合集中的阅读感觉。而且，从传播的意义上讲，这些不是按照严格学术格式写成的文字，也还是应该拥有更多一些读者，至少是具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吧。其中，就内容来说，这些文字所涉及的，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科学文化，当然也有极少量与科学关系不是很密切并且更为人文的文章，但既然把工作的努力定位在沟通两种文化上，这些文字也还算是构成了与狭义的科学文化相对的另外一极，收在这里，也还算是不无道理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一种历史的原貌，除了个别文字的修订之外，这些文章和谈话均以发表时的形式收录，但也有少量发表时因媒体篇幅限制或其它原因而删节较多的文章或谈话，在这里补上被删节的部分恢复了原状。
我衷心地期待着读者对此书的批评指正，也暗自乞盼着他们的宽容。
（《两点间最长的直线》，刘兵著，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永恒的“上帝之城”
■ 王晓朝
熟悉西方古典名著的读者不会不知道古罗马基督教大思想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著，上册，王晓朝译，道风书社，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2003年），但能够读到该书中译本的中国大陆读者可能不多。因为据我所知，奥古斯丁的这部世界名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由吴宗文先生翻译，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71年，译名为《天主之城》。但由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情况在很长时间内不通畅，因此大陆读者要想得到这个中译本非常困难。
现在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已经于今年初出版了《上帝之城》的上册，中册和下册也已经在审校中，不久即可问世。上册的内容包含目录、中译本导言、正文一至九卷，中册的内容为正文十至十七卷，下册的内容为正文十八至二十二卷和若干附录。这个译本由本人翻译，纳入该研究所主持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
读者们可能会问，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中译本？面对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作为一本世界名著，多一个中文译本不仅不会损害其重要意义，反而能够突显其重要价值。至于译本之优劣，我们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这可能也是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我翻译此书的主要考虑。
记不清在哪本书上读到过，或哪位学友对我说过，“翻译奥古斯丁的著作不需要理由”。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这位古罗马帝国最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的重要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