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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亚当并不是在瞎胡闹，如果他的报告见报的话，制造这些假药的人就很有可能丢掉一大笔钱。因此，在他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人跟踪。还有人试图贿赂他，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敲诈阴谋（有人暗示说——当然是捏造的——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亚当没有被吓倒：他马上雇用了自己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跟踪那些跟踪他的私家侦探。接着他发现了这些人为谁工作，反过来便敲诈了这个人一笔，因为他碰巧发现这个人同别人的妻子有私情。亚当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的报道于1905年刊登在《考利尔》上，人们发现他显然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美国大骗局
容易上当的美国人今年花了大约七千五百万美元购买专利药。作为这个数目的回报，美国人吞下了数量巨大的酒精，数量惊人的鸦片，麻醉剂和各种类型的五花八门的药物，范围从药力强大的危险的心脏镇定剂，到暗地为害的肝脏刺激物不等；而远远超出所有其他成分的，便是纯粹的假药。
《考利尔国家周刊》，1905年十月七日
如果亚当对除了染了色的水和草药提取物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药”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含有麻醉剂的药就是怒不可遏了。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治疗广告中专门提到任何疾病，而且极其危险，可能会造成用药过量或是药物上瘾。1898年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中谈到的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个人对本特利牌粘膜炎鼻烟上了瘾，每天药吸上三到六瓶，直至他破产为止。（本特利鼻烟非常受欢迎，有些圈子把使用可卡因说成是“抽点本特利”）。亚当说，销售这些药的人参与了“一宗可耻的交易，它令无辜的婴儿神志不清，让我们的小伙子成为了罪犯，把我们的姑娘变成了妓女无情的贪婪设下了这个圈套，死亡是这桩生意的同伴”。
人们认为亚当的“美国大骗局”系列报道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又印刷了五十万份，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形式以成本价销售。情况看起来对这些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大大不利。然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亚当还强大的敌人：一个真正的福音教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名字叫哈威。华盛顿。伟利。
伟利直到今天还是个迷。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参加过美国内战，接下来开始学医，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医生职业。1883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的主药剂师，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所有可食用的产品都应该标上标签说明它们所含的物质，这样公众才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可能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唯一合理的想法。
伟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还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倚：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伟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把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伟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安息香酸（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洋洋得意，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伟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搜集公众的支持。为了安息香酸的计划，伟利曾经召集了十二只天竺鼠，称它们我自己的“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对他的作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伟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里的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伟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它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作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他们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二月，伟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的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满地跑的都是老鼠，工人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顺利利地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六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振奋精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吉罗。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无限少的微量”可卡因，应该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伟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5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1）
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