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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前往中国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的人马队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可卡因经常（有时甚至用战船）从生产中心运往中国。他们最后干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麻醉剂生产工厂，以便节约成本和毒品的运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上面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日本制造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的了。
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有传说认为，滥用可卡因的现象最初于1886年出现在丙戈尔省的巴噶尔博尔，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伴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
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
接着便是犯罪：
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而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
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
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八分之一打兰 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
——《可卡因及其败坏道德的作用》，AP巴尔嘎瓦，1916
到1902年的时候，据当地的一名医生凯拉丝。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
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国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的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的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一千个居民中就有五到十个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千人二十个瘾君子。
然而问题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要普遍。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可卡因灾难的国家：缅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缅甸国产税署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可怜的人会服用可卡因：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有了几个铜板，知道这点钱不够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于是买上一小包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可卡因，混上一点点人们同槟榔一起嚼的石灰膏，把混合好的东西涂抹在牙龈上，慢慢地咽下唾液。对食物的渴望不翼而飞；一种很舒服的温暖的感觉弥漫在他虚弱的身体中；他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能干可卡因比鸦片或是吗啡的力量都要大；药劲儿过后的痛苦的感觉也更加尖锐；当了可卡因的奴隶，便成了真正的奴隶。它所带来的伤害之大，以及它会夺去人的生命的必然性，都的的确确令人胆寒。
《印度和缅甸的毒品走私》，安德森，1922
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定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它的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
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年到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感觉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掉近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上个世纪没有宣布的大灾难之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
然而单凭统计数字揭示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即便是在今天，毒品专家们还在费尽心机想要估算出每年实际上使用了多少可卡因。不过新闻报道中的脚注还是揭示了当局的担忧：
我很遗憾地报告大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法可卡因交易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可卡因上瘾现象；只要瘾君子还有需要，就会找到现成的代理人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暴利。在我看来，除非文明世界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对这种危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否则的话，这种交易是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人人都知道，从可卡因的主要生产中心达姆斯丹＇默克公司的老巢＇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广泛的毒品走私。
——《联合省份报道》，1921
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的实际数量的极小的一部分。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