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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除报道了民革中央为翁文灏举行的告别仪式外，主要转载了他的遗嘱，遗嘱中追述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再次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待遇，对“新中国日益强盛”表示“万分兴奋”，特别“念念不忘神圣领土台湾”还未统一〔16〕。
注释：
〔1〕《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2〕潘云编：《翁文灏选集》，黄波清选，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3〕翁文灏：《回顾往事》，载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1页。
〔4〕〔5〕〔14〕〔16〕李学通：《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202、289、317页。
〔6〕《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88页。
〔7〕宋红岗：《孙越崎》，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8〕《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9〕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页。
〔10〕〔12〕〔13〕《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38、141页。
〔11〕《胡适之年谱长编》，转引自谢泳著《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5〕《翁文灏诗集》，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苏格拉底的雅典
？ 石定乐
2004年第12期《书屋》有张家俊先生的《苏格拉底的“鸡”》一文，介绍了胡适先生如何对苏翁这段轶事的考证和更正，并对胡适先生的感慨发表了不同意见。
张先生认为苏格拉底所以献鸡，是因为他坚信灵肉分离，希望神能保佑他在另一个世界无痛苦地复活，见到他所敬仰的已故智者们。
我更愿意把有关这只鸡的临终遗嘱看作是苏格拉底坚守自己信念的证明，也是他人格中的理性之光。
对西方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Know
thyself）”，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1〕。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基督教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正是雅典的民主制由于先天的理性缺失而变成新的暴政专治，民主的理想最终成为非理性政治和暴民政治。苏格拉底认识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局限——人民的决定不一定都合乎理性，他们很可能盲目行事，也往往会意气用事。由于人们的决策往往建立在个体的感觉、体验和情绪之上，人数多不一定能产生理性、正义和民主。因此，基于理性的反省和批判，苏格拉底反对“无限民主”和“直接民主”，主张“精英民主”〔2〕。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多数人的统治不被限制，民主的理想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的根据。多数的无限权威意味着多数的权力泛用，因为，一旦多数拥有了无限的权威，那么任何持有与多数不相同的见解的个人或数量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意见，便很难得到尊重和保护；多数可以不让少数陈述意见，可以随意地否定少数的意见，甚至可以任意处置少数，而少数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伸冤。更坏的是，多数的无限权威将为不断反复的、怨怨相报的暴行种下祸根——今天可以任意处置少数人的多数人，明天则有可能成为被另外的多数所随意处置的少数人，这将使社会最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很显然，苏格拉底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为近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身后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就说明了无限的民主和直接的民主实际上正是对人权最有杀伤力的践踏，多少政客和暴君借民主之名煽动民众消灭自己的对手，实行恐怖政策，最后民主的空壳下是独裁和暴政。
他是智者，在前人留下的丰富精神遗产中，他进行大胆扬弃。他是哲人，不媚俗，不屈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念，并为之勇敢奋斗，直至殉难。不少真正有见地又有悲悯关怀的哲学家都认同并附议这么一种说法：从古到今，有两个人的死影响深远，一为苏格拉底，一为耶稣基督。正是这二人的殉道式的受难，才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导致今日人们能尊重理性，宽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才有今日的多元繁荣。而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更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广为流传。他因被指控创立新神、不信旧神以及借讲课之名行诱惑教唆青年之实而被判处死刑。当时的雅典有这么一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如逃出国外就可不被追究；如不想流亡，还可用钱买命——即用钱赎罪。他的弟子们有的劝他出走他国，有的愿代他赎罪，却都被他拒绝了。他明确表示他不会潜逃或赎罪，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无论用什么手段苟且偷生都等于向邪恶屈服，是对德行的背叛。他选择赴死也是最后一次用行动来证明诠释善和德的意义〔3〕。
什么能使一个人慷慨就义？
惟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信念才有这种力量。
信念是什么？信念是对一种理念的信赖，相信这种理念是超越时间一切而必将永恒，并将该理念作为自己行动指南。有了这种信念，便有明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信念，便生敬畏之心，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欠缺。就会自省，就相信灵魂的不朽，就会努力驾驭自己的凡身肉胎，为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努力。有了信念，就不会在意世俗的评判，就会执着于自己忠实的信条和原则，虽九死而不悔。有了信念，就能活出生命的圣洁和崇高。苏格拉底的信念是德行，因此他一身都为德行呼吁，一心想帮助青年接受德行的归化，从而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顾人们的讥讽和侮辱，慨然每天到人多的地方和青年人讨论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丑恶，这也是他招致小人和当权者忌恨的原因。苏格拉底正因为坚持信念而得到了最大的心灵自由，他的灵魂超脱了他的身体，超脱了这个世界。他追求德行，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德行，外部的原因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德行。所以他能从容坦然选择死亡，从判刑到行刑的三十天中，他寝食如常，神情安然，谈辩从容〔4〕。直到最后沐浴更衣，平静的饮下毒酒，并不忘叮嘱弟子代他向药神还愿——他相信他的灵魂会永存，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希望自己还要探索追求德行，因为他坚信灵魂应该到更高的境界。生死瞬刻间，还能整理仪容，从容交代，这就是人格的力量，而这种大写的人格正是出于对自己坚持的信念。惟有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才会有这等大勇殉道，才能如此从容平静，才能有如此的定力，真真是视死如归。后世无数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如米什莱、布莱尔、克鲁泡特金、秋瑾、谭嗣同，也都莫不是从容冷静地以选择死来表示对自己信念的证明。
然而这种因信而生的大勇却绝不是莽夫之勇，也不是愚昧迷信。这种大勇正源于深刻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什么？古往今来，先贤哲人都对它做了许多探究，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完成从而认识理性是什么，从来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哲学任务。”现代词汇“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实际上是很晚才出现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在拉丁文ratio中找得到它的直接源头），但作为人类精神自我超越标志的理性却有着无法追溯的悠久历史。在这段远未终结的历史中，理性的内涵及作用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并在近现代文化中直接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结合本文，我们可以把理性界定为对认知的热诚追求加上活泼、进取、超然、客观的批判思维方式，可以这么概括理性，那就是认识与批判。伽达默尔认为理性的主要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的“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意义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批判性的理性〔5〕。雅斯贝斯认为理性永远不会变成必然会限制自己和固定自己的那种占有性的认知作用，“理性粉碎了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的狂热，它既不容许情感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理性是‘理智所感到的神秘’，不过理性却在理智的一切可能性中发展理智，俾使它自己感到这个神秘是可以言说的”〔6〕。
苏格拉底一直努力想让人认识到人是不完美的，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