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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蹲吲分薜�1924年冬，他在写给罗家伦等人的信中谈到“救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计”时，明确主张：“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于普通简易教育中参入军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办法，只能先从在校学生训练起。若在校之教员、学生均了解此义而实行之，则由学校而推及商工农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或可达到目的。”〔3〕在此，人们看到了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以贯之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底蕴。罗家伦所说的大学实行军训乃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之议案，而此次会议的主席即是蔡元培。后人评说罗氏军训之举全在推行“党化教育”，多少有些简单化和偏于从政治评判上立意。
清华军训这出“喜剧”的主要节目乃清晨六时开始的早操，最初学生们尚觉得新鲜有趣，可是冬季来临，夜长日短，受训者也就不胜其苦。校方宣布，早操无故缺勤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便要开除。据说，已经被北师大录取的张岱年仰慕清华之名，投考进入清华，偏偏遇上严格的军训，不堪辛苦，改奔北师大去也。在同学中具有“名士”做派的沈有鼎起居散漫，早操缺勤累计已达八次，临界开除之际，忽传早操取消了，有如得了“大赦”一般。罗家伦的军训实在推行不下去，勉强硬撑了两个月，只得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使得罗校长在学生中的声名增添了不少负面效应，以至被视为其后来遭驱逐的一个“远因”。
三
与在军训问题上不得不“妥协”相反，罗家伦在清华上演的一幕“大戏”——基金妥善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则经过顽强地高层运作，以元气淋漓的表现而大获成功。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其辞呈中抱怨：“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很明显，清华的这种特殊管理体制已经构成学校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除。在这一点上，校长、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完全一致，师生的代表从侧翼助阵，而中心攻坚的角色则非校长罗家伦莫属。他已下定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他首先于辞职当日，在上海各大报章发表长篇谈话，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前，罗家伦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该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这样，即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所带来的误解，对此美国公使欣然认同。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了这个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的部长为避免争持，极可能采取折中办法而于事无补。为此，他巧妙地绕过行政院，向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级的国务会议成员戴季陶、陈果夫说项，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事先争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与会大员的首肯，致使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在会上一举通过。至此，两部共管所产生的清华董事会也不复存在。
对于自己所采取的这种“非常手段”，后来罗家伦曾有一番自白：“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有担当、勇于任事的人所说出的话。难怪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挽留罗氏请辞的训令中称“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见”。就是后来执意反罗的清华学生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也不得不承认：罗氏“想要办一个完善的清华的诚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从罗家伦上演的这一幕“大戏”的结果而言，最大的赢家除了清华自身，大概当属教育部了。由两部共管变为一部专辖自不必说，代管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1929年初业已完成了改组，其正、副董事长分别是蔡元培、蒋梦麟，而主导该基金会事务的则是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学者。民国教育界的主流力量，实际上促成了清华大学“体制上的回归”，而罗家伦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在罗就任清华校长前几日，蔡元培曾致函给他，就治校方略发表意见说：“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重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此一方略是否高明和可行姑且不论，从中显现出罗氏背后的支撑力量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当然，理顺清华的体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校日后能够成为一流学府，更重要的是修炼“内功”，而这恰是罗家伦复职后一年时间里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一年之内，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4〕令人惋惜的是，罗氏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的突变而戛然终止。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北平，清华园驱罗风潮骤然而起，以罗的惯有风格与学生形成对立，局面遂无法挽回。
四
如果说罗家伦在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当时校内师生的诡异现象，与他在（原）中央大学担任校长十年获致好评所形成的明显反差的话，那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功成名就”之后辞离这所最高学府的情形，也是充满了内心落寞和带有几分悲情色彩！
罗家伦1941年暑假辞离中央大学，正规的校史记述说，罗做了近十年的校长，已感身心疲惫，加之战时办学经费难以落实，无力再维持下去，于是请辞〔5〕。而罗家伦的知交方东美教授则更进一步指出，罗为了严格聘任中央大学的教师，不降格以求，往往无视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情面，推却和婉拒了不少内部介绍，以致得罪了一些人。处在和平时期尚能相安无事，而到了战时便不免要寻找借口为难罗氏，其中主要是在经费方面施压，罗无奈只得挂冠求去了。有人进而具体说明，是由于罗迁校动用了原本拟建新校址（南京石子岗）的经费而政府方面不予核销，促使罗去职。这一时期在校的中央大学学生的回忆中有人认为，罗的去职是由于CC系的势力向学校渗透所致〔6〕，当时的教育部长乃陈立夫。不过，当年作为陈的副手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则披露，由于顾孟余未追随汪精卫出走叛国，蒋介石特意安排顾氏做蔡元培去世后空缺出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因院内人士反对，于是转而考虑请顾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遂“欣然让贤”云云。〔7〕综合上述各种说法不难看出，罗的“上层人缘”出了问题，得罪了权贵，在经费方面受到掣肘，以致无法运转校政；同时派系势力有乘机而入的迹象，而蒋介石的刻意“礼遇”顾孟余，则可能是促使罗家伦将校长职位让于这位昔日北大老教务长的直接动因。
当初，罗家伦接手中央大学这个烂摊子，可谓“受命于艰难之际”。由南高师到东南大学，再到中央大学，一些与之渊源较深者，对北大出身的罗氏来执掌校政抱有抵触情绪，甚而公开有所动作。罗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名，嗣后又得到这位顶头上司的鼎力相助，朱让罗“放手去干”，并说：“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此后王世杰继任教育部长，对罗家伦同样给予大力支持，以致当蒋介石“特意垂询”罗任大学校长何以竟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和诋毁时，王实话实说，将罗不肯拿大学教师的位子做人情的实况和盘托出。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厉行“战时统制”，罗家伦的行事风格大概难以畅行无阻，加之一些其他因素，最后黯然离开了战时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如今，提及中国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人们立即便会想到西南联大。但是，人们却不免忽视了如下事实：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即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截止到1941年中期（即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一百八十三人，讲师三十九人，助教一百七十九人；在校大学生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全校开设课程共八百二十九种（最后两种数字上溯到抗战开始时，分别为一千零七十二人和五百二十四种）。显然，这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四十五名中，中央大学入选十二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样一组数字，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央大学乃抗战时期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老大，而领导这所“超级大学”的就是罗家伦。罗家伦作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校长，曾经说出过一番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其气魄之大、民族责任感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有亲历者指出，战时的中央大学地处重庆沙坪坝，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日军的“疲劳轰炸”，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