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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把大规模的战争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多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突破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作品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形象鲜明，同时具有很浓的民族风格，气势磅礴地展现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成功的探索。托尔斯泰以他宏伟的巨著，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尽力写人民的历史”。作品中颂扬人民力量的主题，既包括对俄罗斯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讴歌，也包括对上层贵族青年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肯定，还包括对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农奴制度精神的赞扬。这一切都揭示一个真理。那就是无论“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和平”，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这不仅是《战争与和平》反映的历史真实，也是托尔斯泰世界观中最有力量的方面。
小说的不足之处：虽然描写了爱国农民保卫自己乡土的英雄主义，但没有展开反对农奴制度的主题；虽然揭露批判了宫廷贵族，但没有否定庄园贵族；他批判贵族，反对侵略战争，宣传爱国的民族精神，同时又主张“勿以暴力抗恶”，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以此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小说中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在大学期间受过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抵抗外来侵略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曾两游西欧，结果对资本主义失望而归。托尔斯泰是复杂的，仍然是伟大的，《战争与和平》无愧是歌颂人民力量的辉煌史诗。
铁的人物与血的战斗
——浅议绥拉菲摩维支和他的 《铁流》
绥拉菲摩维支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铁流》，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三部史诗之一。鲁迅先生十分喜爱这部小说，称它是“纪念碑的长篇大作”，“鲜艳的铁一般的新花”，赞扬它表现了“铁的人物与血的战斗”。
绥拉菲摩维支于1863年1月7日出生在旧俄顿河军管区的尼日尼·库尔马雅尔镇。十一岁在乌斯契梅德维季茨基镇中学念书。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家庭开始陷入“极度的经常的贫困”之中。在上三年级时，绥拉菲摩维支就不得不跑来跑去为赚半个戈比的钱，去当家庭教师以贴补家用。1883年中学毕业后，绥拉菲摩维支进了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在这里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参加了革命小组，结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并开始阅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887年，民意党人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计划失败而遭镇压，乌里扬诺夫也被处决。绥拉菲摩维支就这一事件草拟了抗议沙皇的革命宣言，因而被沙皇当局放逐到北冰洋附近的麦晋。在流放期间，他又结识了著名的工人领袖，莫洛佐夫工厂罢工的领导人莫塞国科，并与莫塞因科等四人组织了一个公社。在流放地，他写了第一篇小说
《在浮水上》，1890年流放期满回到故乡，陆续发表一些短篇小说，都是反映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1909年创作了中篇小说《沙原》。191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 《草原上的城市》。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罪恶，表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以及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后对资产阶级阵营初具规模的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称“这部作品较之巴尔扎克们著作毫不逊色”。内战时期，绥拉菲摩维支克制自己儿子在前线光荣牺牲的悲痛，拿起战斗的笔，创作了反映苏联国内战争的著名长篇小说《铁流》，这是作家创作中的最高成就。
《铁流》反映的是国内战争时期中的真实事件。故事发生在1918年8月的塔曼半岛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向为富庶地区。十月革命前，许多为生活所迫的劳动人民，从俄国各地相继来这里定居，他们备受当地富裕哥萨克的欺凌和压迫，被当地哥萨克人轻蔑地称为“外乡人”。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这些穷苦的“外乡人”带来了福音，他们奋起响应，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可不久，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武器干涉，在白匪军的煽动下，哥萨克也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他们“用马刀砍、绞杀、枪毙，骑着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遇到 ‘外乡人’，不管老头子，还是老婆子，毫不留情地一齐杀光”。严酷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有组织地退却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们推举自己的领袖，于第二天出发了。作品以这次艰苦危险的行军为主线，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首先，这支队伍随时要同凶恶的哥萨克白匪的围追堵截进行战斗，哥萨克白匪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有优势，而且以逸待劳，凭险阻击。其次，行军的队伍经常受水兵的干扰捣乱。再次，这支队伍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这支“外乡人”队伍本身的深刻矛盾。当革命爆发时，许多地方的农民起来响应，但狭隘的小私有者思想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看到革命的最终目标，而只是为了将地主的财产据为己有。当哥萨克反革命叛乱爆发时，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但他们却留恋着自己的土地、粮食和其他坛坛罐罐。因此，他们埋怨道：“可是为什么苏维埃政府不帮助咱们呢？坐在莫斯科闹着玩，叫咱们在这里受罪呢”。这种狭隘的思想方法，给这支部队带来很大的离心力。小说紧紧扣住这几组交织着的矛盾冲突，一步步使情节向前发展。
情节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是，各团和全体难民辎重绕道看到了被白匪军在五根电杆上吊着的五个人：“在最近的四根电杆上，凝然不动地吊着四个赤身露体的人，黑压压的大群苍蝇飞舞着……被啄的眼睛成了黑洞。从被啄开的肚子里，流着粘粘的绿荧荧的内脏……在第五根电杆上吊着的姑娘，她被割下了乳房，光着身子，浑着发着黑色”。在白匪这些令人惨不忍睹的暴行面前，每一颗心都震颤了，人们肃立致哀，无限的悲痛化作巨大的力量，人们“不知不觉地把沉重的脚步加快了，脚步越迈越大”，成为一个团结一致，坚不可摧的“极大的、叫不出名字的巨大整体”。情节由此引向高潮。“没有一个人跑，没有一个人逃命”，“这里所有的人，都顺手抓起东西来，有的抓起棍棒，有的抓起一捆马革，有的抓起车弓，有的抓起外套，有的抓起树枝，伤员抓起自己的拐杖，一切人都在少魂失魄的疯狂中，抓起这些东西，在空中挥舞，迎着死亡扑去”。
哥萨克白匪气势汹汹杀来，但在这气吞山河、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面前，害怕了，退却了。郭如鹤领导的这支队伍，终于突出重围，与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了。
《铁流》呈现着饱满的、真实的生活气息。书中的“难民军”就是历史上的塔曼红军，“难民军”的领袖郭如鹤的原型即塔曼红军的总指挥郭甫久鹤。小说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但表现的不是照相式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作家对创作素材作了艺术的概括和取舍，敏锐地撷取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具体生动地在作品中体现出来。郭必诺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人物，作家把她放到钢铁洪流中，从她精神的深刻变化上揭示了以她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成长过程。作家并没有排斥虚构，而是使虚构充分体现历史真实，服从主题需要，从而使文学的真实性与艺术描绘的真实性高度地统一起来。作品艺术的真实还在于写出了人的全貌和战争的全貌。正面人物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农民们一面跟红军革命，一面又自私，无组织无纪律，反面人物是人民的仇敌，同时他们是有力量的，凶猛顽强，也舍得流血，成堆地死亡。他们的力量来自想恢复他们丢去的天下的强烈愿望。这样的描写，既不失历史的真实，又蕴蓄了深刻的政治意义；革命胜利的成果是用无数的生命换来的，将来一辈辈的人都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生活。作者为了强调这个意义，特别渲染了难民军征途中的悲惨场面：暴乱的哥萨克追击，白匪军中途截袭，德国侵略军炮轰，天气炎热，无水，缺粮，疲劳，许多人被炸死、战死、饿死，这么多困难难不住难民军，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
《铁流》创作的一个基本艺术原则是刻画统一的群众心理，所以集体形象占了显要地位。集体形象指难民军这个整体，它不断地变化，由无政府的乌合之众变成有统一意志的，象一个人似的“巨大的整体”。作家没有下功夫描写孤立的个人，写个人也主要写他和集体的关系。作品在刻画郭如鹤的性格和品质时，并没有孤立片面地去着笔，而是深刻地揭示了作为指挥员的他和广大群众间的关系，这实际上也就是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与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命运，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郭如鹤的形象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作家只注意发掘强调了他性格的某些方面——铁一般的意志、坚强勇敢、沉着果断等，没有描绘出他的全部特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铁流》的艺术风格是独创的，其思想价值是珍贵的。它与《毁灭》、《恰巴耶夫》一道被誉为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三部曲，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之一。它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文学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光辉的历史画卷。
一曲保卫社会主义的战斗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