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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来秋回忆，1910年，他在青岛大学就读时，奥国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另一位留学生嗣銮也说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两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有一位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
沈来秋、嗣銮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奈尔逊教授就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有一件事，颇见辜鸿铭受外人钟爱之程度。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卖得挺贵。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鸿铭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之所以深得外国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仅在于他所著有关欧战文字，使饱受战祸的欧洲人产生精神解脱作用，还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而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也有言：“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确乎如此，因为受了辜鸿铭的影响，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他还不远万里前去拜见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历时，竟从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于是乎，辜鸿铭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里，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拜访。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中有谓此灯不亮者，辜鸿铭则诙谐地说：“吾东方人，讲明心见性，吾人如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似西人之专务外表者！”
辜鸿铭政治思想与时不和，然其文章学说，却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颇值玩味。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成果斐然，极具世界效应，1913年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辜鸿铭在走红西方后，为他在其他亚洲国家中也带来了名望。芥川龙之介等就不要说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称他为“尊贵的中国人之一”。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也特别向辜鸿铭请教。而辜鸿铭却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 ”那种高深的真理，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在这里，辜鸿铭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处（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与道教文化，让他闭口，不要以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泰斗自居，辜氏又将如何回应），不仅过狂过狷，还真可谓疯人疯语了。
七、究竟有怎样的政治操守和政见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更是有天壤之别。
辜鸿铭功名思想不深，盖一纯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却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张。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等。在后者中，辜鸿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外务部区区员外郎身份，请人代奏，条陈时事，说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内政，而改革内政必先削除李鸿章以来的北洋势力。对于办理外务，他认为先应统筹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其意以为“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则以为“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言人所未言，罗振玉读后认为“探索根元，洞见症结，予受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谊）复生不能过是”。
晚年，辜鸿铭应邀两次赴日本讲学，鼓吹儒学救世论，其中不乏政治言论。他在日本帝国旅馆泛太平洋会演说时，马伯援曾记下其演讲大意：
一、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