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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1607年被英国强占，一百多年后，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反抗英殖民者的统治，在独立战争中当然成为正义的一方，但随着美国的独立和强大，它所奉行的政策竟逐渐定型为无耻的“大棒加金元”，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当代更充当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再比如俄罗斯，1242年，蒙古人在俄罗斯大地上烧杀抢掠之后，建立了定都萨哈城的金帐汗国，大批俄罗斯王公对蒙古人俯首帖耳，并为了争夺一个叫做“弗拉其米尔和全俄罗斯大公”的封号而互相倾轧攻讦。广大的俄罗斯民众生活在无尽的屈辱之中，他们的反抗斗争被赋予了正义的色彩。但是，当俄罗斯稍稍富强并被喻为“北极熊”的时候，却把同样的灾难和屈辱带给了东欧和东亚，仅从中国割占和策动分化出去的土地就达百余万平方公里。
1337年，当英法还没有能力进行远洋征战时，英法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和王位继承权。后来，在“圣女贞德”的鼓舞下，战争激发了法国人的爱国热忱，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像贞德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世界各国都有，有的国家甚至不止一个。他们的形象都是由于领导“正义战争”才高大起来。可同样是法国，为了维护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竟也不惜动用国家战争机器对付一个弱小的民族。所以，有些“民族英雄”是战争和侵略的产物，是“中级自私阶段”的副产品，是人类自私于某种“国家、民族”的结晶体。
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结束。同一年，土耳其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帝国灭亡。就是这个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为了重建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军事征服。罗马城五次遭到战火的破坏，被征服地人民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罗马帝国的荣耀，竟然值得用如此大的代价来换取。其实，岂止是罗马帝国，任何帝国的荣耀，都是用屠杀和鲜血换取的。在查士丁尼死后不久，梦想的版图很快萎缩了。然而让欧洲人深感恐惧的，却不是查士丁尼的征伐，而是来自东方人的西征。这其中，必然存在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五世纪时的匈奴大帝国，阿提纳曾率军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和意大利，在势不可挡的征服中，东西罗马帝国都向它纳贡。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在服气之余，竟给他取了“上帝之鞭”的绰号。
更让欧洲人记忆犹新的是蒙古人的西征。成吉思汗正是因为所向无敌的西征才深深地印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失败者总是容易记住胜利者的威名。但是，很多欧洲人在传述蒙古人西征的历史时，都认为那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因为在那时，欧洲已经有了塔尖、风信标和尖屋顶，宏大的教堂上也有了精巧的石刻。他们认为，蒙古人占有了他们的家园，烧毁了他们的书，延缓了他们的智慧。最让欧洲人丢尽脸面的，是蒙古人丝毫不理会欧洲文化的“先进”，当教皇派了三个使节和蒙古人讲和时，大汗给他们的回信中，要求让国王们到他的营帐里宣誓效忠。欧洲人在历史中承受着这种痛苦，因为这里面有他们所认可的文明和野蛮。于是，一场由于自身强大而占有欲猛增的征伐战争被迅速升格，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创造了一个词语：黄祸。因为在那时，欧洲小国已经显得太弱小了，国家已不足以成为自私的有效名义，仅仅“爱国”是不能阻挡蒙古人的西进的，于是，一场仅因占有欲而发生的战争，被有意识地变成了种族间的冲突。幸亏那时蒙古人的战争没有具体的宗教思想和意图，否则，那场战争也必然会被上升到宗教的高度。
三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依然“文明”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但这次，却不仅仅是文化的“先进”了，东西方的力量得到了神奇的互换，欧洲人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殖民时代的序幕。奇怪的是，当欧洲人比蒙古人更惨无人道、制造了更多的罪恶时，他们却对自己的行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对“野蛮”的正当征伐。他们在海上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贩运大批黑奴到世界各地；他们从殖民地人民身上榨取血汗来发展自己；他们对美洲和澳洲土著居民进行了疯狂的残杀和“改造”……这一切，竟然是因为自私地认为其他的民族或种族是劣等的。
显然，这种对于优和劣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人类的一方在与另一方比较文明程度时，常常自己做为当事人，自己又是法官，这样的比较结果显失公平，也太过于自私。
人类之间，坏就坏在谁拥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谁就有理。
当地球上所有的大洲都被发现，殖民体系在全球都建立起来时，人类的“中级阶段自私”也达到了高峰。
当之无愧地，这种自私的高峰出现在欧洲人之中。欧洲人认为，对美洲的殖民为美洲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占领，也不会有现在的美国和美国文化。而今天的美国和美国文化，正在受到很多人的怀疑和审视。欧洲人的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也拥有自己合理而值得交流的一部分。比如相对于同时期东方的封建专制，爱琴海文明中存在着更多的民主因素。但在那时，欧洲人觉得，由于自己的“先进和文明”，白种人对印第安人的收买和欺骗是正常的，压迫和残酷是应该的，血腥和屠杀是必需的。若干年后，为了讨好一个印第安人酋长，欧洲人送给这位酋长一辆汽车，这个印第安人居然用八匹马拉着它到处巡视，对于自己的拥有，他荣耀而快乐。直到有一天，他被告知这是一种轻轻发动就可快速奔驰的怪物，酋长才大惊失色，同时也失去了他的荣耀和快乐。
自从新航线开辟以后，世界许多地方都失去了他们的荣耀和快乐。
在没有欧洲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住在叫做“长房子”的公共房子里。他们没有私人的土地、城堡和房屋，整个氏族的人住在一起，管理共有的经济。他们共同劳动，没有谁是别人的奴隶。即使是战俘，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被认做干儿子，但不会变成奴隶。更为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人们却能自觉地维护着某种固有的秩序，不需要像欧洲人那样制定繁琐的法律。“首领”一词在土语中，竟然是“讲话人”的意思。他们没有王公大臣，没有纳税人，当然也没有谁会花纳税人的钱。首领们没有特权，只有尽义务的份儿。他们随时可能被换掉，没有任期。当然他们也杀戮。他们一直存在着“小我”阶段的自私，保护着本氏族和本部落的利益。假如有人被打死了，整个氏族的人都会去报仇。有时候他们也讲和，一方请求另一方的宽恕。战争史学家把这种战争叫做“仇斗”。但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
当西班牙人刚踏上墨西哥时，可爱、淳朴、善良而天真的印第安人认为，既然白种人喜欢黄金，就给他们黄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吧。他们派出了使者，给侵略者带去了比身体还要重许多的黄金圈，以及金人、金兽、金饰物。面对耀眼的黄金，欧洲人的黄金梦实现了，他们眼都红了。印第安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却引起了屠杀。在美洲，几百万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竟然减少了百分之九十，有些地方的印第安人还遭到了种族灭绝。1703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立法会议上居然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掳获一个红种人，都能获得赏金四十镑；172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一百镑。堂堂英国议会而不是某个罪恶的人，曾经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做法，究竟哪一种更“文明”呢？
欧洲人还玩弄了非洲。利用部落冲突，他们用廉价手工业品来获取黑奴。在贩奴贸易的四百年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而死于猎奴战争和贩奴途中的黑人，则不下此数的五倍。假如没有开辟新航线，假如大洋还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人们彼此隔绝，照各自的变化情况，生活到现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谁会更快乐一些呢？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他们本来是不同世界的人类，本来可以比一比谁更文明。
欧洲人之所以用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只用文化交流的方法，不仅土著人不会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反而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但如今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发展，却只有一个答案。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一等的，是精神动物的人类，而人类最终选择的，却不是精神的发展，而是物质需要的发展和生物性需要的发展。
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概念，是欧洲人用枪捅着别人的后腰进行定义的。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大门，本来是为了占有土地，掠夺财富，但他们却说：你们落后了，你们是劣等民族，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我们应该发展工商业，我们应该武装自己。日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先是学习中国的唐朝。当欧洲人开着船拿着枪四处烧杀抢掠时，他们羡慕不已。但他们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聪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东方人也能做�